刘伟：如果进入道德无政府状态，这个文明就断送了

        演讲人：刘伟（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主题：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

        时间：2014年6月29日

        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编者按】

        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的中小企业大讲堂的发言中称，中等收入阶段会出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疲软，这个要高度关注。

        他强调，消费需求疲软会带来高失业。穷的时候失业的是农民，农民是分散的。到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主要群体就是青年大学生。这是一个大问题。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刘伟教授的演讲摘录：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年代，但是一句话，根本原因都是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穿越不过去。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

        发生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方面，另一个是社会方面。

经济方面的问题

        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条件发生了变化，看你能不能适应。一个是供给，过去穷的时候生产条件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低、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环境污染不用治理，依靠投入更多的要素，扩大经济规模，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个生产优势没有了，你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同时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成本迅速上升，各种要素成本，你效率如果提高得慢，消化不掉，这些成本就进入价格，成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通胀。前面讲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共同一点是通货膨胀率都非常高，高的时候30%甚至于60%，有时候达到100%，这么高的通胀率，社会肯定不稳定，这是生产方面原因。

        还有需求方面，市场条件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企业家羡慕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不关注销路，只关注生产，短缺经济，只要有东西，就有人买。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投资需求开始疲软。投资研发和创新力不够，没有新产品开发。发达国家不往你这里转移新技术，你的要素成本高，转到你这里没有优势。发达国家不转移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你自己的研发上不去，国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拿大把的钱，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不出去，很尴尬，这样就导致投资需求疲软。 你看战后但凡成功超越过去的国家，他们共同一点是特别注重人力资本，比如日本、德国、新加坡等等。人力资本就是这个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对健康的投入，这两个加在一起刚好就构成国民素质。国民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本不断增加，一方面生产在发展，物质资本在增加，银行存款在增加，人力资本在增加，国民素质在提升，学习和创新力度不断提高，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在市场上就能源源不断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这样就使得投资可持续，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长期忽视教育，忽视公民健康。

        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穷的时候消费饥渴，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存在分配问题，如果两极分化，大量的钱在少数人手里，越有钱的人消费倾向越低，他花的钱占他收入比重小，就很糟糕。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少量人不花钱，大部分人想花钱没有钱，没有信心，不敢消费，他们要增加存款，存款是未来的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普遍降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共同一点，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构造一个橄榄型社会，把中产阶级做大，两头控制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都极其严重，收入两极分化不仅涉及到平等，还涉及到增长，影响经济增长动力。

        内需如果不足，投资创新力不够，有钱投不出去，经济提高了，消费需求反而下降了，形成总需求疲软就会带来高失业。需求疲软，市场萧条，企业销路不畅，资金链断裂就会破产，就会高失业。

        穷的时候失业的是农民，农民是分散的。到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主要群体就是青年大学生。体力劳动者不存在失业，真正有技术和经验也不失业，就是刚刚毕业大学生，干体力不想干，干技术又拿不上来，这些人会失业。他们又很敏感，自我组织，组织起来就结党，这对社会威胁就大了。所有这些中等收入陷阱动荡的国家，后面都有反对派，这个事很麻烦，要高度关注。

        经济条件变了，供给条件变了，你转变不过来，成本在提高，效率上不去，高通胀，就会民不聊生。市场条件变了，需求不足，高失业，家家有失业，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不光是他个人理想破灭，很可能是家族的绝望，这个影响很大。高通胀、高失业，遍地都是干柴，一个小的火花就会酿成全国性动荡。

社会方面的问题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社会条件也变了，一个正规制度变化及一个非正规制度变化。正规制度变化滞后，就是市场化滞后，市场不够完备、不够深入，很多时候市场失灵，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权力很多不通过市场，市场不能起作用，资源配置权力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加上制度建设的市场化不够深入，同时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肯定更落后，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法制化，政府手中握有权力，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极端缺乏。很糟糕，市场化滞后，市场在很多地方不起作用，这些权力是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他们掌握大量的资源和分配权力，对政府官员权力背后缺少有效的民主制度约束和法律制度约束，既没有民主阳光照耀又没有法律约束，导致权力乱用。

        官员前面对着一群什么人？很简单。市场失灵，企业家要想获得资源和机会，不能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在这里不管用。所以企业要跟政府官员谈判，劝说政府官员把资源配置给他，劝说政府官员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大家应该更清楚，就是行贿，这就是权钱交易，就腐败了，没有正义和公平可言。腐败不仅仅破坏公正，而且瓦解效率，使得资源配置根本不按效率原则配，不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谁的效率高把资源配给谁，而是按照腐败力度配，谁行贿多就配给谁。如果按照腐败指数配置资源怎么能有效率？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也有腐败，但它们非常强调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一定要推动市场化，市场能办的尽量让市场办，政府只办市场失灵的事，极大限制政府的权力空间。在制度上民主化、法制化，对政府的公权有一个有力的监督和约束，这是在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根本。

        你再看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他们的腐败都极其严重，权钱交易极其严重。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社会图像——市场失灵，权力集中在官员手中，官员权力背后缺少政治制度约束，民主和法律约束，官员拿着巨大权力，前面面对整天拿着钱准备腐蚀他的商人，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考验，看你自觉不自觉。这个人不能老考验他，经得住一次两次很不容易，老考验他，腐败怕是早晚的事。

        说这些，我是想说社会转型时，制度建设一旦滞后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严重破坏公正，瓦解效率，这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转型期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此。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正规制度——道德问题。这个更严重、更难办。传统社会的道德是以忠诚为核心，我们讲“三纲五常”、“孔孟之道”，中国和西方都是忠诚，忠诚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看一个人是不是好朋友好兄弟，看他跟朋友兄弟之间是不是两肋插刀。看孩子是不是好孩子，看他对老人和长辈孝顺不孝顺，牺牲自己也要孝顺老人。这是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不是这样，现代市场讲诚信，因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商品买卖借贷都是信用关系，它要求精神上弘扬诚信，不是简单对个人人品的主观判断，而是建立在对你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基础上的一种信任。银行借不借你钱，不是看你长得好不好看，人是不是老实实在，是看你有没有还款能力。我到市场上买商品，我管你是日本商人生产还是中国农民企业家生产，我是看你这个商品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我们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等收入阶段转换的时候陷入一个混乱，传统以忠诚为主的道德大厦动摇，以诚信为主的道德大厦没有建立。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建设不够，精神方面更是滞后，这样可能出现一个情况，人和人之间在道德领域不讲忠诚、责任，就讲放纵，这就是道德无政府状态。一个民族在转型期，如果道德进入无政府状态，历史可能不给这个民族机会，这个文明就断送了，道德是有传承的，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传统、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传统、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转轨的道德秩序，怎么弄？这个比制度建设还难。制度建设虽然艰难，看看周边人怎么弄的，结合我们国情，我们还有一个参照。道德秩序是一种民族精神传递，没有什么可参照的东西。

        但凡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他们都有一个民族统一的精神守望。日本作为大和民族很有性格，它有一个民族国家意识在里面，无论战争还是和平的时候，无论繁荣还是危机的时候，它都有这个东西。包括韩国、新加坡也一样。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其它条件不说，非常重要一条它们都极度缺乏一个国家的意识和一致的民族价值取向。

        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穿越不过去。各种矛盾不断积累，这些所有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都在中国存在，听起来是大话，绝不是空话。

        （本文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提供的速记整理，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