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沈从文还想着好好写小说，“赶赶”托尔斯泰

       作为本次上海书展的活动之一，8月13日，《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作者张新颖与学者陈思和作客上海图书馆，聊沈从文的“后半生”。

        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戛然而止，“改行”文物研究。《沈从文的后半生》的书封是沈从文于1957年出差上海时的画作，描绘了他从旅店十楼往下看的视野。“在5月1日这个充分意识形态化的节日，早上五点半，外白渡桥有队伍游行。除了游行，沈从文还看到了黄浦江里一只很小的船。”在张新颖的叙述中，那幅画正是沈从文和时代关系的隐喻。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和他所在的时代并不一致，“即便遭遇苦难，他依然可以做出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后半生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原来同龄人都“转型”了

        在这本书的第三页就出现了沈从文与二儿子沈虎雏于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一段令人玩味的对话。小朋友天真无邪：“人家说你是中国托尔斯泰，实际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比不上他。”沈从文对儿子如是说：“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同妈妈商量，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当时这位北大中文系教授还想着“好好写”，“赶赶”托尔斯泰。但一年多后，就被迫做出“封笔”的决定。

        1948年11月，北京大学“方向社”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沈从文把当时的政治形式比喻为“红绿灯”。他已然预感到社会巨变之下文学“方向”的变化。他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如此写道：“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令他措手不及。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这篇被形容为“骂人很有水平”的《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文学批成“桃红色”（色情）代表，一钱不值。陈思和说：“对沈从文而言，没钱不要紧，没价值就很致命。”

        更可怕的是，沈从文发现原来“我们年龄的人”和他不一样，“他们”都能顺势应变，或者得过且过，唯独自己不能也不肯如此。他在一种“完全孤立”中倍感痛苦，精神失常、几度崩溃。甚至于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中划颈自杀。所幸，他被抢救回来了。

        “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他推向死亡了。”张新颖说。

沈从文不写了，但活得很充实

        沈从文找到了足以承载自己的情感的事业——文物研究。他选择了和好友巴金截然不同的道路。陈思和说：“1949年后，巴金改文风为歌颂型，沈从文则干脆不写了。可沈从文活得很充实，他觉得那些文物给予他很大的快乐。”

        然而，即便“转行”，沈从文依旧特立独行于主流之外。他关注的，不是青铜器，也不是那些能被拍卖的昂贵之物，而是马鞍、镜子、扇子等。陈思和说，“他认为这个有价值，但学术主流不那么认为。”195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曰“反对浪费”的展览，而这展览上的展品，都是沈从文收来的东西。“来自同行的压力其实比政治压力还要可怕。”张新颖说。

        在沈从文80岁的时候，湖北荆州出土了珍贵的战国丝巾。原物见光即逝，若要展出必须用复制件。已上了年纪的沈从文告诉学生王亚荣，模拟当时的条件和工具重制一遍，比任何理论分析都要准确。王亚荣照做了，但复制品展出时沈从文已然离世。哈佛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看到复制品，惊讶地告诉王亚荣这个复制还原的方法源于美国，是纺织品研究用的实验考古学方法。

        张新颖说，沈从文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叫做“习作”，实验的意识很强烈。而这种意识，也带入他新的事业生涯。“他的后半生也是实验性的，也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他最关心的是普通人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在我们传统的文物界不被重视，但沈从文通过它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所以他的文物研究其实是延续了他的文学兴趣。”张新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