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我们正陷入一个“名望经济”的世界

        我经常会和一些朋友争论“免费”问题。一般来讲他们代表正统势力，也就是坚信内容不应该免费，否则就没有了对创造发明的激励；我当然是水泊梁山派，惟恐天下不乱，竭力支持盗版，反对所谓“知识产权”，鼓吹内容本身最终一定会免费，内容生产者必须靠其他附加途径赚取“附加值”。已经死掉的唱片产业就是前车之鉴，环球、EMI这样的国际巨无霸也无法幸免，你再什么集团、航空母舰，有人家大么？不过在这样的争论中，尽管我喉咙比较响，看上去气势比较盛，却很难战胜他们，因为作为资深媒体人、出版人、博士、EMBA，他们可以拉来各种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什么“产权经济学”之类，我这种野路子碰上正规军，虽然激昂的口号照喊，却显得没什么底气。最近读保罗·克鲁格曼的书，倒是无意中找到了同盟军。这篇发表于《纽约时报》百年纪念专号的专栏《回首过往》，从2096的想象视角畅谈了眼下的经济发展趋势。人家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什么EMBA高级太多了不是么？大喜之余，手录一段：

        尽管商业大师一再宣称，创造与发明要比一成不变的制造生产好得多。但实际上，由于信息的传递与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创新的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稀薄。今天你推出了一款成功的软件，明天每个人就可以在网络上免费下载。今天你录制了一场绝美的音乐会，下周盗版CD将会在市场上出售。如果你拍摄了一部不错的影片，下个月高清晰的录影带就可以在墨西哥城随处买到。

        那么，创造力究竟如何才能赚到钱呢？一个世纪前，答案就已经非常明朗，创造力必须通过推销其他东西的方式来间接地赚钱盈利。例如，汽车制造商通过赞助国际汽车大奖赛来提升自身产品的公众形象，电脑制造商则通过赞助软件编程高手来培养他们对于某些硬件品牌的认同。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录制唱片对于四大女高音来说赚不了多少钱，但却可以为她们的舞台演出做广告。歌迷们参加这些音乐会，当然不是为了欣赏音乐（在家里听效果可能会更好），而是为了亲眼目睹心中的明星偶像们。还是那位技术预言家艾斯特·戴森说得好，“免费的复制品是你确立名望的好方法。之后，你只需要出门，就能赚到钱。”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没有迈向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反而陷入了一个名望经济的世界。

        幸运的是，科技虽然无法使知识资本化，但它却为“名望”创造了更多的机会。500个频道的世界拥有许多亚文化，每个频道都有自己的文化英雄。总有人愿意为了见到女高音——也包括记者、诗人、数学家，甚至经济学家——而付钱。安迪·沃霍尔曾经预言过那个所有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的世界，可惜现在他显然错了。如果确实有很多人曾经出名过，那也不是因为昙花一现，而是因为在如此多样化的社会，有很多可以让人出名的办法。

        当然，所谓的名望经济也令某些人穷困潦倒，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一定学术志向的人。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薪水不错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靠教科书的版税来增加收入。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同时再也没有人会靠卖书赚钱了。如果你打算献身于学术工作，那么你只有三个选择（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制度化的学术研究兴起之前）：第一是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是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是像19世纪的科学家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大笔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