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写抗战史”:“七七事变”成争议焦点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4-08-20 19:5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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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排上日程的同时,重新审视抗战历史也成海内外学界共识。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国史馆”、南京大学等等学术机构都在进行“新写”或“重修”抗战史的工作,其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牵头的中、日、美联合撰写项目有较多争论,存在“不同的立场和声音”。上述项目研究成果近期均有出版计划。       
       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牵头,中日美学者“重写抗战史”

       “重看抗战史,1931-1945(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工作坊于当地时间2014年8月6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召开。自2012年以来,由胡佛研究所牵头组织的“重写抗战史”联合研究项目每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研讨会,为出版一部由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的历史学者共同撰写的抗日战争史作沟通与讨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书稿第一卷中争议较多的问题。
       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了解,该项目为期三年,已有17位学者参与,研究成果计划在香港出版,书稿统筹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负责。郭女士曾是胡佛档案馆参与处理蒋介石日记开放事宜的核心人物,而重新审视抗战史的基础也正是以蒋介石日记为代表的新史料的挖掘与开放。
       部分参与“重写”的作者在今年的工作坊上提交了报告,包括岩谷将(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傅应川(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前局长,将军)、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珞(独立历史学者,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之孙)等。除报告人外,包括方德万(Hans J. vande Ven,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等在内的知名学者参与评议。此外,宋家后人宋曹琍璇(宋美龄幼弟宋子安之子宋仲虎的夫人)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据了解,林孝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馆藏部主任、研究员)、赖小刚(英国牛津大学特邀学者)、阮大仁(美籍华裔历史学者)等学者此前也都参与过“重写抗战史”工作坊。
       北京:社科院近史所将出版8卷本《中国抗战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编纂8卷本《中国抗战史》,计划明年出版。主持该项目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向澎湃新闻介绍,这一研究在几年前就已开始,因不断有新史料披露、有新的研究进展,抗战史的编写也要适应新情况。
       至于“新”在何处,步平表示,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第一,全民族抗战的视角,不局限于国民党或是共产党的抗日;第二,关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战争;第三,将八年抗战与战后历史联系起来看,考察和写作的内容将延伸到1945年以后。
       南京:南京大学修订《中国抗日战争史》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基金项目“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的最终成果,由13名学者历时10年合作完成。张宪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该书因“各方面原因”出版较晚(2001年),但这是国内最早一部较为客观地反映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
       张宪文透露,修订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原版基础上增加了十几万字,在军事战争史之外补充了经济、外交方面的内容。在史料上,原版著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为主,而修订版将补充新公布的海外档案史料。
       台北:“国史馆”将出版《抗战史新编》及重要人物史料
       7月台北举行了“中美同盟抗战岁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影像暨文物特展”,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在开幕式上表示,“国史馆”将在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抗战史新编》、《蒋中正先生年谱》及陈诚、胡宗南、吉星文将军的日记。
       据悉,“国史馆”正组织十余名中青年学者撰写《抗战史新编》,战争之外的社会视角将是“新编”与此前相关著作的不同之处。此外,包括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王政文在内的学者将撰写台湾人民抗日的部分。“国史馆”立足于自身所藏丰富、独特的历史资料撰写“新编”,包括蒋介石的《大溪档案》、陈诚的《石叟丛书》及民国中央政权档案、其他重要人物文献等,这也是外界期待这一系列新著的原因。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重写抗战史”工作坊现场。本次工作坊是为书稿第一卷中的争议问题提出讨论,其中日本学者的观点引发争议。
       
       争论:“七七事变”是偶然的吗?什么造成了南京城陷落?多少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

       争论较多的应属胡佛研究所牵头的“重写抗战史”项目:撰写者背景不同、立场各异,日本学者的加入更带来了新的史料、观点及争论。
       在斯坦福举行的工作坊中,日本学者的报告首次提供了关于“七七事变”的日方资料,其观点也引发了中、日学者之间的争论。交锋主要体现在对“七七事变”性质的判定上。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意图和准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尚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分裂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1937年7月,日本在华北有5000人的驻军,这事实上违背了《辛丑条约》的关于驻军人数的规定,所以日本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七七事变”原本可以“和平解决”。
       按日方学者的观点,7月7日日本士兵失踪,7月8日已归队,日本已经通知蒋介石。7月9日日本军队有“防止事态扩大,避免主动投入更多兵力”的指示,10日天皇也发出了类似指令。阴错阳差的是,蒋介石在7月9日派兵北上阻止“华北自治化”,10日得知日军方面不打算扩大态势,11日又命中央军停驻河南,暂不北上。然而日方于10日得知中央军进入华北,11日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此时主战派强硬主张用兵。今井武夫的日记和回忆录显示,双方刚刚在前线谈妥,就听到了11日会议东京决定派兵的消息。此时已经下令中央军停止北上的蒋介石得到情报说日方正在增兵——日本学者认为这是情报的误判,台湾学者傅应川反对这一观点——总之蒋因此决定命中央军继续北上。日本闻讯立即从朝鲜调集军队,双方的态度都变得异常强硬,进入对峙状态。日本学者表示,蒋介石、何应钦都曾经抱怨前方情报混乱,“七七事变”事件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与中国情报部门的错误消息使蒋介石决策失误有关,中国是有责任的。“七七事变”未能和平解决,成为中日全面开战的第一枪,但真正造成八年抗战、中日全面开战的是“八一三”淞沪会战。
       对“情报误判”、“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等观点,中国大陆、台湾的与会学者均持不同意见。
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并无作战计划,不希望扩大事态,原本是有机会和平解决的。
       
       此外,关于淞沪会战以后的南京保卫战也是讨论的重点。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教授在题为《重看南京保卫战》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对南京只是象征性地守城,国防工事也没有发挥作用,守城将领唐生智虽主动请缨、抵抗有功,撤退时却未能有效组织,对南京陷落及屠杀惨案负有责任。她提到,国军撤退过江时一片慌乱,甚至有友军为了抢船而开枪;而未撤退的官兵则滞留南京惨遭屠杀。对于这一战役的评价,洪教授认为,白崇禧、张群都曾提出将南京难以防守,索性设为“不设防城市”,早些撤退也是一个办法。而国民政府既然宣布要死守南京,就应该坚守到底,最终松散的防守导致屠城实在是悲剧。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则表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于南京人民并非完全不管不顾。围绕着南京是守还是弃国民党内部颇有争论,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无以为怀矣。”彼时蒋介石的撤退是否就是消极的“逃跑”?恐怕不能以一时的做法做出整体评价。在抗日战争初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对中国不利的情况下,作为最高决策者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南京确实没有守住,但我们也应看到上海守了三个多月、重庆最终守住了,汪精卫顶不住走了但蒋介石打到了最后。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程兆奇教授则系统介绍了日本及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他指出,“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已经是公共话题。在日本,“屠杀派”是80年代的主流,他们承认日军罪行,认为屠杀人数在20-30万;另外有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的所谓“虚构派”,以及认为死亡人数在几千到4万之间的“中间派”。而在中国,2009年发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采用了两个权威法律文件的说法:东京国际审判法庭的判决认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而在南京审判中确认的遇难人数则在30万以上。也有观点认为,30万已经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澎湃新闻就此问题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他表示,“纠缠于具体数字,十足落入右翼圈套”。张生教授认为,对确切的遇难人数日方既不认可,那么可由当时统治南京的日本军方和外交机构提供数字,我们进行辩驳。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就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和 “日华和约” 中认可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的结果(《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是由二战的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日华合约”于1952年4月28日由日本首相吉田茂与台湾蒋介石签订——笔者注)。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学界仍有争论。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参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荣维木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只有在对事件的性质(日军进行的是侵略和屠杀)进行的认定的前提下,讨论确切的遇难人数才有意义与可能,当然,那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深入的工作。”
       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曾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中方首席委员。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或分歧,表现在政治、感情和学术三个不同的层面,三层面有关联但不完全重合。单说学术层面的分歧就有许多,主要表现在史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上。”
       胡佛研究所“重写抗战史”的组织者郭岱君女士也在会上表示,这一命题下的中日联合撰写并非易事,有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有诸多顾虑,有不同的立场和声音。然而在这个尝试中,参与其中的学者都有非凡的使命感。最终希望抗战史的成果不仅能用中文出版,也希望能用英文出版,以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大家呈现。
        
       共识: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抗战史不只是“战争史”
       尽管有争议与困难,中文学界的抗战史研究仍然有不少进展,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学术研究有更多的交流和共识。
       张宪文教授告诉记者:“1980年代以前的大陆学界和台湾学界在国共两党的角色、两个抗日战场的关系方面有诸多分歧,此后随着交流和对话增多观点逐渐接近,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
       步平研究员认为:“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日中作出的贡献和扮演的角色,现在大陆与台湾的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互相贬低和否认对方在抗战中的作用与贡献,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修正我们的视角。”他曾于6月应台湾“国史馆”邀请在台湾就抗战历史进行讲座,“在台湾举办的系列讲座也邀请大陆学者,说明了认识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我们的重要的思想财富,需要珍视,不能丢弃。”
       此外,“国史馆”、社科院、南京大学的抗战史新著都提到将会补充“战争史”之外的内容,这一方面反应了近年来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分支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是外交档案、经济档案、民间档案得到解密或重新挖掘的结果。类似地,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女士也在“重写抗战史”工作坊上强调,这个项目试图写的是抗战时期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战史——这意味着人文的观察、人文的信念在这个时期中的展现。“人都不是坏的,战争使人变坏,我们要做的一方面是还原历史,一方面是对战争的反思”,郭岱君说。

       专家:新资料推动抗战史研究进展,海外讨论成果有望在大陆出版
       2006年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引发了一股民国史热潮。此后海峡两岸、美国都陆续有关于抗战的新史料出现,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基础。此外,多种电子档案数据库的问世也是一个重要进展,例如2011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制作》,就已将30000多件藏于美国的宋子文档案进行全彩扫描,并建立可查询、可搜索的数据库。今年4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也将满铁剪报等重要史料数字化,并与海外档案机构、研究机构进行资料交换,向海内外学者开放。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工作坊结束后,澎湃新闻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了多次应邀与“重写抗战史”会议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吴景平教授是民国史研究专家、复旦近代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发起并主持与胡佛研究所合作的宋子文档案数据库项目,双方有长期的友好合作与往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
       
       澎湃新闻:您认为“重写”抗战史的意义是什么?
       吴景平:距离最近出版的抗战史著作也已经过去多年。海峡两岸和海外近年来大量解密开放和出版了重要档案史料,包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英、俄罗斯、日本等国政府档案,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陈光甫、张嘉璈、史迪威、陈纳德等诸多中外名人档案,加上以及多种中外文报刊全文检索数据的问世,围绕抗战史诸多重大问题的基本叙事和立论,都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另外,当下无论两岸关系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的现状,都使得抗战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
海外近年来大量解密开放和出版了重要档案史料,与国内研究机构也有越来越多合作。图为藏有较多中国相关档案的美国机构,包括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澎湃新闻哪些内容是最需要“重写”的?
       吴景平:日本侵华的预谋已久;侵华暴行的确凿史实;中国抗战的全民族性、长期性、复杂性;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和贡献;中国对于重构战后亚洲地缘版图、形成新的国际秩序和建立相应国际组织(不仅是联合国,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应有的权利责任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作为战胜国具有的清算日本侵华罪行和索赔的权利,等等。
       澎湃新闻:大陆、台湾、日本学者的视角和观点想必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交锋或分歧在于?
       吴景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何看待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国际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抵抗各占什么地位?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抗日政策选择?
       吴景平:在曲折反复过程中,由妥协走向了抗战;1937年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抗日营垒中还出现过中国抗战事业还面临着失败主义、悲观主义的干扰甚至投降主义的逆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来之不易。
       澎湃新闻:日本学者是否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史料?
       吴景平:有的。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介绍目前学界已有的、主要的抗战史著作?
       吴景平:《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年,两册)第10卷(1941-1945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 。
       澎湃新闻:“重写抗战史”的讨论成果是否会出版,是否有望在大陆出版?
       吴景平:会出版,也有望在大陆出版。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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