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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及其家人：几经风雨几度春秋

澎湃新闻记者彭珊珊

2014-08-20 11:05

来源：澎湃新闻

在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中，除了对政治人物的塑造有所突破以外，细节丰富地展现邓小平的家庭生活，也是该剧被热议的一大看点。在现实中，邓小平和家人之间的互动也有史料可循。有学者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能挺过几次难关，其经历、胆识固然重要，他和妻子儿女的亲密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电视剧《邓小平》是以“粉碎四人帮”的暴风骤雨开场的。局势尚未明朗时，邓小平做了最坏的打算，召集了家庭会议。

卓琳：是妻子，是秘书，是战友

1939年秋，邓小平和卓琳在延安结婚。

卓琳原名浦琼英，生于云南有名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是云南省宣威县人，著名的“火腿大王”，开创了云南火腿罐头的生产工业和销售事业，曾资助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卓琳曾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谈时这样说。浦琼英的四哥是共产党员，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

浦琼英于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7月到延安投奔革命。

关于改名，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是这样描述的：“（浦琼英于）1938年初加入共产党，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队长之后，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也就是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这时她因工作需要改名卓琳。”

重庆解放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卓琳在城里担任人民小学校长，学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中共西南局的子弟。据卓琳的回忆，孩子们的吃、喝、住、衣服全由学校负责。邓榕曾说：“妈妈是校长，但什么课都教，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她天生五音不全，也不知道音乐课是怎么教的！”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邓小平对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没有像大部分领导夫人一样去单位工作，而是当了邓小平的秘书。卓琳回忆说：“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以后，我再骑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邓小平被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1967年，邓小平夫妇被软禁在中南海，子女被赶走，夫妇二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都不知道孩子们的下落。有一次卓琳看到邓小平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邓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卓琳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肯定能戒掉！”（卓琳口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家人访谈录》）

二人性格迥异，却很互补，能够互相扶持。邓榕曾说：“我爸爸不爱说话，一个原因是政治上比较谨慎，再一个是性格内向，所以他在（江西）工厂做他的钳工，按时上下班。我妈妈性格比较活泼，跟工人交流很多，经常跟一块干活的女工们聊天，聊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事情，什么都聊。”卓琳也回忆过自己如何与寡言少语的邓小平磨合：“（我说）你有意见就给我提，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声。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呀，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地互相之间就了解了。”大女儿邓林在访谈中曾说：“爸爸对妈妈很放心，认为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

在非常岁月的风雨中，卓琳始终陪伴在邓小平身边，风雨同舟。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行，后又一同照顾瘫痪的大儿子，1973年才回到北京。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天安门事件以后被软禁，卓琳又去陪他，“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邓楠口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家人访谈录》）。

《邓小平》剧情：平安度过政治风暴后，邓小平一家人搬到新住所。他望着妻子，回忆他们俩在延安时的相识相知，最后结为夫妻时的往事。在一家人拍合照前，邓小平拥抱妻子，对孩子们说：“我爱你们的妈妈。家庭是好东西。我也爱你们。”

婚礼：周恩来因江青过失而没能参加

邓小平和卓琳相识于1939年秋，当时邓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前线来的长征干部缺乏了解”（卓琳口述，《邓小平家人访谈录》）。曾希圣两次做媒，卓琳都没有同意，后来是邓小平亲自找她谈了两次。卓琳回忆说：“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

1939年9月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聚餐。当时两对新婚夫妇结婚，孔原和许明，邓小平和卓琳。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没有参加邓小平的婚礼。当时在延安的中央的高级领导人，“能去的都去了”，有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邓榕在回忆录中说道：“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来。因为周恩来在骑马时正碰上江青不顾他人地挥鞭疾驶，周的马惊了，周因此落马摔伤。此时，他已赴苏联去治手臂的伤。若非如此他一定会来的，也一定会为他的亲密战友而开怀畅饮几杯的。”

著名的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整理过“周恩来坠马事件的五种说法”，除了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没有提及江青以外，其他的口述、传记均提到江青在场。叶永烈认为成仿吾将军的回忆可作为重要参考：“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跶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

五个子女：“文革”中被迫分离，患难与共

邓林是邓小平的长女，1941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美术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曾出版《邓小平（画册）：女儿心中的父亲》。

邓榕在回忆中曾说：“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1967年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68年赴河北省宣化解放军部队“劳动锻炼”。虽然毕业领工资了，但却不算正式分配。“邓林和同学们在一个造纸厂干了半年的活儿，以后就是纯粹地‘修理地球’了。种水稻，拔豆子，什么活儿都干过。干活儿不怕，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来。最难过的是由军队管着，政治气氛太浓，精神上时刻处于高压之中。为了一些说来就来的政治‘审查’，邓林心情郁闷，精神上也总是承受着压力，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在农村，生活虽然苦，但精神是自由的。她羡慕弟妹们，更想念弟妹们，就把一个月四十六元的工资，除生活所用外，全都买些棉鞋、罐头什么的，给弟妹们寄去。她想回家到江西探亲，请了很久的假，连里却一直不准。”（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希望能给邓林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并且离父母近些：“她已有二十八岁了，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此信送走，没有得到答复。同年9月13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又提到了这件事：“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这一年，邓林被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邓小平和卓琳非常满意。

邓榕在回忆这一段时期的时候写道：“1972年夏天，政治情况好转，大家的心情都很好。……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朴方在三〇一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

邓家女士合影。最右拿着花的是邓林。1967年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68年赴河北省宣化解放军部队“劳动锻炼”。1973年邓林被分配到北京画院。

邓朴方，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

长子邓朴方出生于1944年，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电视剧《邓小平》的开场就刻画了邓小平为邓朴方擦身子的细节，剧中家人都喊他“胖子”。邓榕在回忆录中这样介绍他：“我的哥哥邓朴方，小名叫胖胖。大概总是因为他生下来胖乎乎的缘故吧！他出生在太行山辽县的麻田村。出生后因为妈妈没有奶，无法抚养，便也送到麻田镇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哺养。”

幼时的邓朴方非常顽皮。卓琳回忆邓朴方在重庆的人民小学上学时，“（中午）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毛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

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的迫害而跳楼，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导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邓楠把消息告诉父母以后，卓琳哭了三天，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为了他的治疗与康复，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期间曾多次给中央写信。

1970年，组织上突然传来消息要让邓朴方出院，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然而当时在南昌的只有六十七岁的邓小平、五十五岁但是身体孱弱的卓琳，以及七十余岁的继母夏佑根。如果邓朴方转来江西，一方面失去了治疗的条件，另一方面三位老人也无力照顾。邓小平立刻给汪兴东写信：“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致汪东兴信）

写信的是一位焦虑而又无奈的父亲。所幸不久后上面来了通知，邓朴方来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然而这口气并没有松多久，1971年1月21日，邓朴方被几个北大的人不由分说地送到了位于京郊清河镇的北京市社会救济院。2月3日，从妹妹邓先群那里收到信息的邓小平马上给汪东兴去信：“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

此时邓小平已年近七十，即使无人从旁协助，也要坚持照顾高位截瘫的儿子，一个父亲的焦虑和殷切的爱子之情溢于言表。一番周折之后，邓朴方在1971年6月他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和按摩。

《邓小平》剧中全家福。邓小平由马少骅扮演，其夫人卓琳由萨日娜扮演，其子女邓林、邓楠、邓榕、邓朴方、邓质方分别由王茜华、沈傲君、何琳、朱宏嘉、于晓光扮演。

邓楠，小名南南，1945年10月出生于河北涉县，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毕业。“妈妈说，这个名字是哥哥（邓朴方）给她取的，当时哥哥才一岁，还说不清话，看见妹妹，只会连声叫喃喃、喃喃。”邓榕回忆说。邓楠出生后也被送到一个农民奶娘家去哺养。

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太行山由老乡养大的。卓琳曾回忆孩子们第一次进城的场景，邯郸是他们进的第一个大城市。住房里的厕所里都有抽水马桶，三岁多的邓朴方第一次见，就一天跑道厕所里去放水冲马桶玩儿个不停。

邓榕和邓质方都出生于解放以后。邓榕的笔名叫萧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她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和《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两部书，被哈佛大学的邓小平研究专家傅高义认为是“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傅高义教授认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地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邓榕在撰写上述回忆作品时得到了党史学者的帮助，书中描述了很多细节，揭示邓小平的品格和态度。

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小名“飞飞”，1951年8月出生，邓榕曾打趣说：“他才真正的连一点儿老革命的边儿也没沾上，是个货真价实的解放牌。”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邓榕和邓质方都曾被分配到农村插队。邓小平在江西期间也曾为了二人的工作分配向毛泽东写信：“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致毛泽东信）1972年4月，他们就收到了江西省革委会的通知，将安排邓质方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安排邓榕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根据她的回忆，邓小平向来行事简约，此前的三十年中从未因家事而写过信。但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为了解决子女治病、上学、工作等“家庭琐事”。通常他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信，但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也会为了儿女会突破平时的“节制和分寸”。

从子女口中了解“禁闭”之外的世界

傅高义认为，下放江西的经历让邓小平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使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

然而在江西期间，邓小平的信息来源是有限的。邓榕形容邓小平、卓琳、夏伯根（邓小平继母）三位老人的江西岁月为“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当时邓小平在江西省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二十余里）县办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不能够阅读机密文件，但是可以看报纸。

邓小平的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另外四个孩子都到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邓榕和邓质方描述了社会乱象：武斗，造反派连枪和装甲车，插队学生饿得去抢老乡的面和馍等等。邓榕在书中写道，孩子们讲得兴致勃勃，邓小平却听得一言不发。

此前邓小平和卓琳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了解，因为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们就一直被关在家里。而邓榕和邓质方在外插队很长时间，对社会上的乱象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回到家里把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和我父母说，我发现母亲用特别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所以我和弟弟就给他们讲了好多社会上的情况，他们逐渐对社会上的混乱状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有了些具体的印象。”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显然受到了触动。

后期邓朴方来江西以后，在他的帮助下，邓小平甚至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这帮助他及时掌握了那段时间的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