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报告〡头号威胁——“萨拉菲吉哈德运动”的演化史③

        “基地”化整为零，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一)以分散，求生存。

        “基地”及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时刻面对各国政府的清剿。后者往往采取“斩首”策略，擒贼先擒王，而层级化的结构使这些组织很容易受到这一策略的打击。

        来自政府的压力迫使“基地”分支及其人员四处隐匿，由于担心受到政府情报机构的监控，他们不得不限制使用手机、卫星电话、邮件以及其他电子通讯设备，长此以往，不免疏散分离。

        有情报表明，“基地”的确是为了生存而化整为零的。2002年，在美国反恐行动致使其“损失主要领导人”之后，“基地”有关负责人在伊朗开了一次会。会上达成了“（基地）不再以一个层级组织形式存在”的共识，与会者认为，如果不改变组织架构，“基地”将面临分崩瓦解的危险。2011年本•拉丹死后，“基地”领导人发布公告告诫信众：吉哈德运动的存亡取决于“绝对机密、谨言慎行，以及运用一切手段摧毁敌人。”

        历史上，叛乱/恐怖组织迫于压力而分散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48-1957年马来亚紧急状态（Malyan Emergency）下的“马共”，1963-1972年苏丹战乱中的“安那亚那”（Anya Nya）组织，它们均在政府高压下被迫打散、支离破碎。一份有关“安那亚那”的分析描述普遍适用于这些组织——它们“没有发展成为政治上有组织、军事上有指挥的运动”，而仅仅是“一股由当地零散武装分子组成的抵抗力量”。

        （二）差异性，多样化。

        各个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在目标上有分歧，在地域上不重合，在人员上分属不同的族群，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差异。这是该运动走向分散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如前所述，由于各个组织对目标的认知不尽相同，它们很难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地理上亦是如此。从沿地中海的阿尔及利亚到印度洋上的印度尼西亚，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横跨几大洲。在这一广大地域中，从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部落（Tuaregs）到沿亚丁湾的也门各部落，其族群、语言、文化各有差异。此外，各个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领导人的风格迥异，暴躁如“血盟军”首领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冷静如核心“基地”的扎瓦赫里。

        今时今日，要对“萨拉菲吉哈德运动”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统一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其中存在一个 “委托-代理”的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叛乱或恐怖组织领导人）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奖惩机制，代理人（组织成员）才会如委托人预期的那样执行任务。在实践中，下级成员往往会有一些不易为上级所察觉的“违规”行为，比如在应该设置路边炸弹时打瞌睡，又比如滥杀无辜以致民心流失。结构越是分散，上级对下级的这种“违规”行为越是难以察觉或控制，更谈不上惩戒与示警；而下级因为无人从旁监督，也就心存侥幸，一而再地“违规”。 底层一旦不受管束，反过来又会影响组织的行动效率，造成资源浪费、支持者流失、军事政治行动事倍功半，等等。

        （三）其他原因。

        对于“基地”的分散化还有其他一些解释。比如，分散型结构可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些萨拉菲吉哈德分子公开鼓吹这种分散型的结构，认为分散化了的团体在作战中的适应性和弹性更强。叙利亚的阿布•穆萨布•苏瑞（Abu Mus'ab al-Suri）是其中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在有关吉哈德的网站上广为流传。苏瑞鼓励穆斯林投入“个人吉哈德和小分支恐怖主义”，认为针对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分散化策略在变化多端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中更易获得成功——“运用城乡游击战的个人吉哈德和分支恐怖主义在消耗敌人直至其溃退上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恐怖分子和叛乱组织都采用了分散化策略。例如在美国，反政府活动家、白人至上主义者路易斯•比姆（Louis Beam）倡导一种他称作“无领袖抵抗”的组织架构，用以对抗华盛顿。根据比姆自己的解释，“在‘无领袖抵抗’的理念下，一切个人和组织均是独立作战，无需向任何一个总部或任何一位领导汇报、听取他们的指导或指令。即使那些从属于典型金字塔结构的组织人员亦可如此。”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包括本•拉丹在内的“基地”领导人同样积极鼓吹分散化策略，尤其当这意味着他们对下属的分支组织逐渐失去掌控和影响的时候。

 越分散，越脆弱

        “分散化”降低了“基地”及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行动效率。这令“基地”领导人日益焦虑，同时也为各国反恐行动提供了机会。

        二战以来，全球发生叛乱约180次，“基地”和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参与了其中一些。从组织架构看，这些叛乱的差异显著，有的高度集权（领导层直接控制几乎所有的行动和资源），有的中度集权（领导层直接控制若干、但非全部的行动和资源），还有的架构松散、无组织纪律（领导层直接控制少量行动和资源）。数据显示，叛乱组织的成功率与其集权程度正相关——组织严密的叛乱成功率达41.5%，中度集权的31.4%，组织松散的只有17.4%。组织架构是怎样影响到叛乱的结果的，对此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但似乎，组织越是严密，叛乱就越是有可能取得成功。

        无论如何，摆在“基地”和其他萨拉菲吉哈德组织面前一个冰冷的事实是，分散化的状态不利于达成长期目标，如果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他们面临“委托-代理”的问题，控制领土也变为一种挑战，因为低级别分支机构出于短视和贪图私利更容易侵占权力和资源。此外，分散化之后，各个组织和运动之间极有可能爆发矛盾冲突，彼此竞争对抗，给政府反恐机构从中离间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分散化已经给“基地”乃至整个萨拉菲吉哈德运动带来麻烦。而“基地”也不得不于年初宣布开除“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在2月那封谴责ISIS的信中，“基地”领导人写道：“我们强调，我们与在大叙利亚发生的骚乱撇清关系，与那里任何一方泼洒的禁忌鲜血撇清关系”。他们随后告诫穆斯林世界认清这一“使叙利亚吉哈德和未来穆斯林乌玛世界饱受动乱之苦的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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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原题为“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2014年6月3日刊发于兰德公司网站，作者Seth G. Jones是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主任。余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