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解读《红楼梦》：干净从肮脏来，又回到肮脏去

【编者按】

        《师英录》是学者、教授何俊问学求教、研究心得的文字记录，他所求教的师长包括了余英时、钱穆、李泽厚、陈来、葛兆光等名家，记录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做学问的思路。比较详细的是，何俊深刻剖析了余英时在历史、哲学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方法。

        摘录其中短短的一小部分，从余先生解读《红楼梦》中看他对近世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总结和梳理。

        

        余先生尝解读《红楼梦》。他的结论是：

        《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61页。）

        在这段话里，余先生将《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思想）与现实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勾勒为三层：1.“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思想源于历史）；2.“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思想的内在理路始终受制于外缘情境）；3.“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思想最终屈于历史）。这当然是余先生关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两个世界论”，不能据此而轻言余先生也持相同的世界观。但是，至少可以断言，余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已完全认识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上述三层关系。而且还必须意识到，余先生解读《红楼梦》虽迟至1973年秋，但其两个世界的看法早在1955年刚到哈佛时就“蓄之于胸了，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向少数朋友们谈论过”。（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自序》，第3-4页）这意味着，从刚开始研究史学起，余先生就拥有“两个世界论”了。

        在“两个世界论”的三层关系中，前两层在双重路径的讨论中已得到呈现，唯独第三层，有待申论。“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思想最终屈于历史）。余先生指出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悲剧的背后，却未必是悲观的人生。曹雪芹“十年辛苦”建造出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它最终虽然“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但建造这个理想世界，本身未尝不是对现实世界存以期望，对未来抱以乐观。（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7-258页。）“大观园”固然以悲剧告终，但至少在余先生熟知的中国近世思想传统中，这个以大悲剧告终的人间世仍然会重新开始。他曾引《朱子语类》的话：

        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人无道极了”，足以使人间世沉沦，但天地“不会坏”，人与物会“重新起”。因此，理想不仅值得信守，而且论学正应秉此理想以照亮人间，即如朱熹所言，“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489-493页。余先生又尝言：“孔子被当时的人描写成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正可见孔子虽勇敢地承认‘命’的限定，却并不因此就向‘命’投降。”【《历史与思想·自序》，第6页】。）

        不过，疑问相随而来。以信守立身，固然是余先生的选择，但秉持理想而言学，尽管可以说只是存于理念，然终究难脱实际研究中存在着以“外缘情境”凑合“内在理路”的嫌疑，这岂不与前述双重路径并重之法相悖吗？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愿详引余先生关于兰克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述。余先生讲：

        兰克决不承认史学只是事实的收集，也不主张在历史中寻求规律。相反地，他认为历史的动力乃是“理念”（Ideas）或“精神实质”（Spiritual Substances）；在“理念”或“精神实质”的背后则是上帝。每一时代的重要制度和伟大人物都表现那个时代的“理念”或“精神”，使之客观化为“积极的价值”（Positive Values）。史学的目的首先便是要把握住这些“理念”或“精神”。他自己的重要著作，如《宗教革命时代之日耳曼史》、《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以及他晚年未及完成的《世界史》（只写到中古末期）巨著等都企图透过许多特殊的事象以了解其间之内在关连性，并进而窥见历史上的“趋向”（Tendencies）和每一个时代的“主导理念”（Leading Ideas）。

        余先生深知兰克的史学包含着深刻的德国唯心论传统，故他进而指出：

        我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要接受兰克的方法论，所以连他的德国唯心论一齐搬到中国来。我只是要指出，在兰克的历史理论中，思想、精神实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绝不是一个只考订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的人，更不是一个以史料学为史学的人。他和许多现代史学家一样，把人当作历史的中心。正唯如此，他总认为历史的真实不能由抽象的概念得之，而必须通过对“全部人生的透视”（Clear Contemplation of Total Human Life）然后始把捉得定……在史学研究中要求达到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境界，是极为困难的事，兰克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自序》中便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仍然强调这是史学家所必当努力企攀的境界。（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自序》，第11-13页。）

        质言之，一方面是“理念”，是理想；另一方面是“全部人生的透视”，是写实。二者趋向动态的平衡，使历史与思想、事实与价值达到恰如其分的融合，正是史学真正“充实而光辉”的境界。（史学的这一“充实而光辉”的境界，参见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64页。）王国维尝以“造境”与“写境”论词：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余先生的双重路径并重，乃至他的整个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也正应当以此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