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解读《红楼梦》:干净从肮脏来,又回到肮脏去

澎湃讯

2014-08-20 22:32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
       《师英录》是学者、教授何俊问学求教、研究心得的文字记录,他所求教的师长包括了余英时、钱穆、李泽厚、陈来、葛兆光等名家,记录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做学问的思路。比较详细的是,何俊深刻剖析了余英时在历史、哲学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方法。
       摘录其中短短的
一小部分,从余先生解读《红楼梦》中看他对近世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总结和梳理。
       
余英时在自己的书房。

       余先生尝解读《红楼梦》。他的结论是:
       《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61页。)
       在这段话里,余先生将《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思想)与现实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勾勒为三层:1.“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思想源于历史);2.“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思想的内在理路始终受制于外缘情境);3.“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思想最终屈于历史)。这当然是余先生关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两个世界论”,不能据此而轻言余先生也持相同的世界观。但是,至少可以断言,余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已完全认识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上述三层关系。而且还必须意识到,余先生解读《红楼梦》虽迟至1973年秋,但其两个世界的看法早在1955年刚到哈佛时就“蓄之于胸了,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向少数朋友们谈论过”。(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自序》,第3-4页)这意味着,从刚开始研究史学起,余先生就拥有“两个世界论”了。
       在“两个世界论”的三层关系中,前两层在双重路径的讨论中已得到呈现,唯独第三层,有待申论。“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思想最终屈于历史)。余先生指出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悲剧的背后,却未必是悲观的人生。曹雪芹“十年辛苦”建造出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它最终虽然“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但建造这个理想世界,本身未尝不是对现实世界存以期望,对未来抱以乐观。(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7-258页。)“大观园”固然以悲剧告终,但至少在余先生熟知的中国近世思想传统中,这个以大悲剧告终的人间世仍然会重新开始。他曾引《朱子语类》的话:
       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人无道极了”,足以使人间世沉沦,但天地“不会坏”,人与物会“重新起”。因此,理想不仅值得信守,而且论学正应秉此理想以照亮人间,即如朱熹所言,“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第489-493页。余先生又尝言:“孔子被当时的人描写成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正可见孔子虽勇敢地承认‘命’的限定,却并不因此就向‘命’投降。”【《历史与思想·自序》,第6页】。)
       不过,疑问相随而来。以信守立身,固然是余先生的选择,但秉持理想而言学,尽管可以说只是存于理念,然终究难脱实际研究中存在着以“外缘情境”凑合“内在理路”的嫌疑,这岂不与前述双重路径并重之法相悖吗?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愿详引余先生关于兰克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述。余先生讲:
       兰克决不承认史学只是事实的收集,也不主张在历史中寻求规律。相反地,他认为历史的动力乃是“理念”(Ideas)或“精神实质”(Spiritual Substances);在“理念”或“精神实质”的背后则是上帝。每一时代的重要制度和伟大人物都表现那个时代的“理念”或“精神”,使之客观化为“积极的价值”(Positive Values)。史学的目的首先便是要把握住这些“理念”或“精神”。他自己的重要著作,如《宗教革命时代之日耳曼史》、《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以及他晚年未及完成的《世界史》(只写到中古末期)巨著等都企图透过许多特殊的事象以了解其间之内在关连性,并进而窥见历史上的“趋向”(Tendencies)和每一个时代的“主导理念”(Leading Ideas)。
       余先生深知兰克的史学包含着深刻的德国唯心论传统,故他进而指出:
       我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要接受兰克的方法论,所以连他的德国唯心论一齐搬到中国来。我只是要指出,在兰克的历史理论中,思想、精神实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绝不是一个只考订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的人,更不是一个以史料学为史学的人。他和许多现代史学家一样,把人当作历史的中心。正唯如此,他总认为历史的真实不能由抽象的概念得之,而必须通过对“全部人生的透视”(Clear Contemplation of Total Human Life)然后始把捉得定……在史学研究中要求达到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境界,是极为困难的事,兰克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自序》中便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仍然强调这是史学家所必当努力企攀的境界。(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自序》,第11-13页。)
       质言之,一方面是“理念”,是理想;另一方面是“全部人生的透视”,是写实。二者趋向动态的平衡,使历史与思想、事实与价值达到恰如其分的融合,正是史学真正“充实而光辉”的境界。(史学的这一“充实而光辉”的境界,参见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64页。)王国维尝以“造境”与“写境”论词: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余先生的双重路径并重,乃至他的整个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也正应当以此喻之。
《师英录》,何俊/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年8月版,定价:38.00元
责任编辑:顾明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余英时,红楼梦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