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德川幕府为什么要厚待一个中国和尚

        有西方学者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挑战了理性和理论能够解释的极限。“一天盖好一栋楼”、“早稻亩产三万斤”……“大跃进”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会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浮夸”？James Kung和Shuo Chen曾设计出一个计算的模型，以1959-1961年间中国省级官员在党内的排名为自变量、该官员在省内超出正常水平征购粮食的比率为因变量（代表该官员的激进程度），计算认为，大跃进期间的省级干部中，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最为激进，相关数值高过已经是委员、或不是委员的人。之所以越来越激进，是因为经济工作方面的表现可成为仕途高升的政治资本，即“职业性激励因素”（career incentives），而非思想意识形态或者个人性格的原因。

用来衡量官员激进程度（超出正常水平的粮食征购）的公式。EPR代表超出正常水平的粮食征购，i代表省份，t代表一年，NPR代表净征购率，APR代表平均征购率。AT代表农业税，TPG代表总的粮食征购量，RG是再次销售到农村的粮食，TGO是总的粮食产量。

        上文发表于2011年的《美国政治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Dali L. Yang, Huayu Xu和Ran Tao在2014年3月的《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了踢馆文章：A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political loyalty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作者对上述计算从数据到结论到方法都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们的观点是，促使激进的政治氛围发酵的原因是官员对于毛泽东的政治忠诚，而非所谓的“职业性激励因素”。

        作者首先对该文引用的数据做了批驳：该文数据主要有粮食征购量、官员在党内排名两个方面。除了数据错误或混用、前后不一致等问题外，党内排名的结论也颇有争议。原文主要根据一些传记资料来确定官员的排名，然而反驳文章指出，1959-1961年间省级官员的人事变动很普遍，算法还需考虑排名的变动。最后，作者用同一出处但修订过的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原文的一个逻辑是：计算发现，省级官员在1959-1961年间的经济工作上表现越激进（超额征购粮食越多），越是身居高位。可以解释为，他们为了在仕途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大放卫星”。而反驳文章指出，这些人事实上是毛泽东早在1956、1958年亲自提拔的一批官员，对毛的信仰和政治忠诚是他们越来越“左”的原因。政治精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坛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

        作者提到，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往往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激励制度很关键。这种“职业性激励因素对政治家选择有影响”的观点，尤其是以经济工作的表现来解释官场的升迁，是当下时髦的做法，但是并不能用来解释“大跃进”。在中国，官员升迁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经济增长确实是经济改革发展的时期提拔地方官员的主要考核指标。然而，原文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用理性的、当代政治经济的视角和方法来解释五六十年前的红色中国。

        关于大数据时代计算机能否代替人来研究历史的讨论曾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单就这个用电脑和函数来计算历史的案例效果来看，历史学家可能暂时还不会失业。

17世纪的“和尚外交官”与德川幕府一厢情愿的东亚秩序

《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

        隐元（1592-1673年）是中国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被尊为一代僧杰。1654年，隐元应邀率30位知名僧俗赴日本长崎，得到德川幕府的高规格礼遇，并破例允许其在京都新建寺庙。

        过去人们较为关注隐元在日本宗教界的影响，而Jiang Wu发表于《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第38期上的文章认为，要理解“隐元的成功”，即隐元为何能成为大君所重视的“禅宗大师”，必须将其置身于世界政治的语境中，考虑早期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当时日本与中国、朝鲜、琉球的关系。

        作者在这篇题为Taikun’s Zen Master from China: Yin Yuan, the Tokugawa Bakufu, and the founding of Manpukuji in 1661的文章中指出，隐元在日本的影响力不只是靠宗教文化获得的，而是有德川幕府出于政治目的在推波助澜。在隐元抵达日本的1654年，“日本型华夷意识”正在兴起，日本人拒绝并试图挑战中国的朝贡体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朝贡为基础的新国际秩序。彼时德川幕府已将欧洲人拒之门外、不予通商（荷兰人除外），并与朝鲜、琉球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正需要一个象征中国的存在。

        所以，在幕府眼中，隐元不只是一个和尚，更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德川幕府赐予隐元越来越显赫的地位，是经过衡量的、带有政治意味的举动。幕府规定万福寺的住持必须是中国人，并定期到江户觐见大君——这是新的幕府将军继承将军职位时必经的环节。这样的拜访，虽然没有被明确规定为外交意义上的“朝贡”，但是在同时期人们的心目中和朝鲜、琉球大使的做法是类似的。作者还列举一系列官方文献，认为德川幕府对和隐元有关的宗教信息兴趣不大，他们更渴望从他身上获得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政治意义的代表。

《黄檗开山国师来朝到岸之图》禅统真绍(1820–1876)

        隐元的到来在17世纪中期的日本是一个公共事件，许多公开的和私人的材料都记录了他的活动。当时日本的作家将隐元到日本的访问描述为一种“朝贡”，和朝鲜使节一样。同样，在时人的绘画作品中，隐元拜访德川家纲是以一种“朝贡使团”的形象被展示的。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指出，以往对于外国使团及其文化政治含义多有研究，例如著名的玛噶尔尼使团、江户时期的荷兰大使、赴日朝鲜使团、1666-1687年间在北京的荷兰和葡萄牙使团等等。但是，研究者不常注意到和尚也曾有外交大使的身份，例如明朝和尚天伦道彝、一庵一如就曾作为外交使臣被派往日本， 1511年日本僧侣了菴桂悟还曾作为日本使团的首席使者在宁波见了王阳明。这在东亚历史上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两国有共同的佛教传统。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川幕府要试图将隐元和尚塑造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外交代表。为了一个“新东亚秩序”，日本也是蛮拼的。

公投在即，关注苏格兰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No. 539, August 2014

        今年9月，苏格兰将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此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公开讲话中曾呼吁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英国三大政党皆表示反对苏格兰独立但尊重公投的结果。

        此时对苏格兰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关注显得尤其应景。英国学者Naomi Lloyd-Jones在2014年8月的《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文章《自由主义、苏格兰民族主义和<爱尔兰自治法案>所引发的危机（1886-1893）》（Liberalism, 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Home Rule Crisis, c.1886–93），从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角度回顾了《爱尔兰自治法案》颁布后苏格兰地区的反应，以及自由党在其中的角色。

        1886年4月，英国自由党W.E.格莱斯顿政府第一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又称《地方自治法案》，规定爱尔兰将建立自己的议会和内阁，但其外交、军事和关税仍受英国控制。法案遭到保守党的猛烈抨击，也引起了自由派的分裂，最终夭折。1892年自由党再度组阁，格莱斯顿向议会第二次提出自治法案，最终下院勉强通过，却又被上院否决。作者认为，苏格兰地区对于该法案的反应值得玩味。

        谈及苏格兰的民族认同时，“联合派的民族主义”（Unionist-nationalism）曾被一再强调，它的内涵之一，是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的前提下，争取苏格兰人的尊严与平等。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它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合并后失去自身国族认同的苏格兰人某种心理安慰，也是自由党领导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对于苏格兰人民族感情的表述。然而上述法案颁布后，在苏格兰自治协会的领导下，社会运动者开始呼吁恢复苏格兰的爱丁堡议会，认为除非有独立的议会，否则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他们也开始强调要重新审视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之前的历史。作者认为过分强调“联合派的民族主义”是危险的，对两次自治法案的反应体现出的诉求，才能反映19世纪末以来苏格兰政治生活的关键特征。

新中国的幼儿园：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

 

儿童们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主人

        2014年3月出版的《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刊登文章探讨建国初期幼儿园的红色教育（Turning a Chinese Kid Red: kindergartens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作者Chang-Tai Hung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幼儿园推行教育改革，通过游戏、歌曲、故事、参观等形式进行思想和民族感情的教育，传递的信息包括：劳动最光荣、毛主席最伟大、解放军叔叔为了祖国英勇牺牲、天安门的宏伟壮观、敌人是邪恶势力等等。

        该文的新意在于，指出中国的教育官员和幼儿园教师并非盲目跟随苏联的教育模式，而是适当地改变莫斯科的经验以适应国内的需要，包括倡导民族主义的情感以巩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力量。文章还提到，改革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人力资源上的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合格的教师，但新生政权基本上能够实现对教育内容的完全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