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原王朝与蒙古高原游牧部族关系紧张了两千年

朱郑勇/特约撰稿人

2014-08-23 08:2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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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与匈奴的漠北之战。

       沿着中国的古老长城对峙的农耕与游牧文明,在2000多年时间里不知发生了多少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不知多少埋骨荒域的征人成了闺中少妇的梦魂中人。也许大多数人对游牧人的印象都是野蛮剽悍,好战成性,在历史上不断地入侵农耕民族,烧杀掠夺。他们是勇武的战士,也是天生的强盗坯子。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春秋时期,汉族的先民华夏诸国就面临与异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在汉文文献中,华夏诸国俨然是受害者,《春秋公羊传》: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华北核心地区夷狄,要么被华夏吞并、同化,要么被排挤到周边外缘地区。“内诸夏而外夷狄”从意识形态和字面上的修辞变为了现实中华北地区夷、夏分布的空间格局。
       只是那时被称作戎夷蛮狄的异族并非游牧人,《左传》不止一次在记述华夏与戎狄作战时提到“彼徒我车”(《左传》,“隐公九年”、“昭公元年”)。华夏作战用兵车,戎狄是徒步的步兵而非骑马的武士。对这些“饮食衣服不与华同”,与华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的异族,先秦文献中充斥着贬损之词,“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戎狄无亲而贪”,“戎,禽兽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左传》,“闵公元年”、“襄公四年”、《国语•周语中》)。
       春秋时代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逐渐形成,他们意识到强调夷、夏之间文化的异质性是其凝聚自身的手段。同时对这种异质性加以道德上的裁断,则可作为政治动员的资源。“内诸夏而外夷狄”与其说华夏诸国意识到异族的道德堕落是由于他们与华夏之间的文化差异,毋宁说华夏诸国从这种差异中发现,尚不开化的异族是容易征服的对象。而华夏加诸异族的道德裁断却缺少详细描述夷狄文化的民族志资料的支撑和解释,因为华夏诸国对这些不感兴趣。
       当汉族先民在战国时代遭遇游牧人时,他们对异族的这种态度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中叶游牧人出现在北方边疆,华夏诸国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群和之前的戎夷蛮狄不同的人群。因此在汉文文献中对他们的称呼与戎狄有着明确的区分,华夏将这些骑马的人称为“胡”。此时华夏诸国之间的战争越发频繁而剧烈,各国都需要更多的资源以支持战争。于是北方游牧人居住的土地就成了他们扩张的对象。
       《史记•赵世家》和《匈奴列传》说得很清楚:“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狄之乡”,“秦灭义渠之戎,置陇西、北地、上郡;赵北破林胡、楼烦,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击破东胡,使之却地千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
       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去“胡狄之乡”开疆拓土,驱逐游牧人,使之“却地”,把抢来的土地据为己有,设立郡县。为了保护自己的扩张成果,三国分别建造了长城。考古学的证据显示,现今发现的长城遗迹位于远离农业定居点之处,并将大量非华夏族(其中大多数是以畜牧为生的人群)的遗址包围在内(Nicola Di Cosmo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的地图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何以战国时期的游牧部族如此不堪一击呢?一是游牧经济的脆弱无法像农耕经济那样承载大量人口,游牧人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二是游牧人不但人少,那时候还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蛮貊分散,各有党众,莫能相一,是以燕赵能得意焉”(《盐铁论•伐功》)。分散的游牧人自然敌不过有着更高级、更严密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华夏诸国。
       正是由于在战国时代的惨痛教训,游牧人为了应对农耕国家的压力开始统一起来了。在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看来,匈奴帝国的形成与秦汉的统一差不多发生在相同时间绝不是偶然,他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提出,历史上中国的统一与分裂往往与蒙古草原的统一与分裂相伴相生。其原因就在于当南方出现一个统一的农耕国家时,游牧人也不得不联合起来与之较量(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到了西汉王朝建立时,风水轮流转了。西汉这边经历了数年大战,天下凋敝。以致“天子不能具醇驷”,而草原这边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匈奴帝国,开始不断侵扰汉朝边境。汉高祖刘邦想要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结果被四十万匈奴骑兵包围在白登山上,不得不奉献公主、财物与匈奴和亲。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匈奴的入侵,来自草原的游牧人屡屡破坏和亲,蹂躏边疆。
       这次中原王朝遇到了来自北方的真正威胁,从而开始认真地了解自己的对手。因此我们才看到《史记•匈奴列传》中对匈奴先世、风俗、法律、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方面详细的描述。这无疑是自先秦以来的古代中国对异族叙事的一种突破。从司马迁开始,古代中国编纂的史书中有了全面描述外族的独立单元。关于外族的记录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以一种道德裁断的方式,散见、附属于以华夏为主体的编年叙事中。而是具有了一种富有历史主义的、民族志意义的形式(Nicola Di Cosmo前引书)。然而,这并未动摇古代中国人对异族在道德上的裁断。匈奴对汉朝边境频繁而暴烈的袭击恰恰证明了先秦时代对戎狄道德判断的正确性。
       汉朝人认为匈奴破坏和亲的行为是出于贪婪。但如果我们从游牧文明的内在机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贪婪”的游牧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游牧”和“国家”本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前者意味着分散,后者意味着集中。如果在一片草地上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牲畜,将会过度消耗草地,使得本就脆弱的游牧生态环境无力承受。而匈奴帝国由于政治活动与战争必然需要在一定时期集中大量的人口与随人口而来的牲畜。这将危害游牧人的生计。
       那么,从汉朝榨取的资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