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天一名“官员独董”离职：独董江湖只揭开了冰山一角

        自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来，百余名在任或退休官员已辞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随着上市公司董事会密集换届，发端于2013年末的“官员独董”离职潮渐入高峰。

        根据Wind数据，近半年来，A股平均每天一位独立董事辞任。备受诟病的“中国式独董”似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然而，赴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兼任职，还只是独董江湖的冰山一角，非公众公司同样设有独立董事等“外部式”职务，而赴民企任监事、非执行董事等顾问性职务的情况更为隐蔽。

“官员独董”最高薪酬纪录为100.5万

        根据中国《公司法》要求，独立董事是指为保证中小股东权益，从公司经营者之外聘请的第三方董事会成员。但近年来，退休及部分在任官员兼任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却成为A股的一类特殊现象。

        从数据来看，曾有聘任官员担任独董经历的上市公司占比超过4成。根据沪深两市2532家上市公司发布的财报，截至今年一季度末，A股“官员独董”共1101人次，分布在816家上市公司中。

        这意味着，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一度就有1名退休或在任官员兼任独董。随着官员兼职新规下发，不少混迹A股多年的退休官员正渐次从A股撤离。

        其中，仅辞任的前省部级官员已达29位。统战部前副部长尤兰田从民生银行离职，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则离职招商银行，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也从光大银行离任……Wind数据显示，已有百余名在任或退休官员已辞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值得注意的是，从分布来看，来自“银证保”等金融系统的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现象较为集中。沪市主板某保险业上市公司的一位独立董事表示，事实上，大部分有官员背景的独董，此前与上市公司都有行业或地域上的领导和管辖关系。

        例如，根据宁波银行年报，其6位独立董事一度有5位有前官员背景，分别来自央行及银监会、省级政府，2013年年薪均超过22万元。此前，股市“官员独董”最高薪酬纪录为100.5万元，由兼职中国民生银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保持。

“中国式独董”：拿钱、签字、放行

        作为源自欧美现代企业制度的“舶来品”，独立董事本应为中小股东代言，具有投票否决权——来自沪深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中国从2001年起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近三年数万次的投票中，多达7000余名上市公司独董仅有47次表示反对意见，94次弃权，签字同意次数几乎达99%。

        特别是在2012年，在深市大量中小上市企业中，仅有1例独董投出反对票。部分“中国式独董”的“拿钱、签字、放行”现象愈发突出。

        比如，部分上市公司陷入“比拼”独董薪酬和行政级别的怪圈，特别是部分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独董薪酬日渐攀升：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谢庆健、福建省银监局原局长刘南园，2013年在宁波银行、平安银行薪酬均达约37万元。而在2010年年报中，大部分独立董事薪酬还仅为5万-10万元。

        事实上，不仅国企聘请前官员任独董司空见惯，一些民营企业也不甘人后。比如，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一度有5位独立董事全部为退休官员。

        A股独立董事的另一怪相，在于“签字放行易，尽职履职难”。

        今年5月，天目药业两位独立董事对年报投下反对票，随后被大股东发起股东大会罢免。此前，伊利股份也曾上演同样的独董因坚持“独立性”被罢免的奇观：其前任独立董事俞伯伟被罢免独董后，公司部分国债买卖被曝出巨亏，但该项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人大原招生处处长曾身兼7家公司独董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社今年7月中旬曾刊发报道称，一些退休官员“退而不休”，为担任独董采取“曲线”上位策略：

        ——转任行业协会，再去担任独董。宝德股份独立董事、煤炭工业部科技司原司长胡省三，以及任宝钛股份独董的钱桂敬，身份均是相关协会的负责人。

        ——成为学者，再转任独董。西部某省原副省长退休后任川投能源独立董事，身份却变为当地某高校管理学院院长。

        ——百般拖延，面对新规迟迟不退。正泰电器、英力特等上市公司在公告中表示，独董人数不足，或者任期未满，是“官员独董”实际仍需履职至新独董产生的主因。此外，任期将于明年结束的中海发展独立董事林俊来，也曾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副巡视员，去年退休数月后即赴中海发展就职。

        据中纪委通报，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原副司长熊必琳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其退休后就一直担任上市公司西王食品的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落马前，也曾身兼7家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