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央视《互联网时代》主创：创作最初曾陷入混沌和痛苦

        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已经播出了4集。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该片是中国第一部解读互联网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也是全球电视机构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客观解读互联网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该纪录片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以国际化的宏观视角，展现并解析一个新的时代。

        该片历时3年，在全球14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近200位与互联网发展、研究相关的各界重要人士，数十家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中国是互联网时代的后发者，同时又是拥有6亿网民的互联网大国。中国的国家级媒体要向观众展示一个怎样的互联网时代？

        最初，《互联网时代》主创人员进行筹备工作时，“互联网”这个庞大的概念曾让他们陷入了晕眩和混沌。设定拍摄主题，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痛苦的阶段。在文化顾问和创作指导麦天枢看来，总制片人和总导演选择“互联网时代”这一主题，必定要面临众多沟壑和高山。

        8月28日上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北京五棵松影视之家对该片的文化顾问和创作指导麦天枢、总制片人张政、总导演石强进行了专访。

        

        澎湃新闻：3年前，这部纪录片从接到题目到定下拍摄主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石强：在确定拍摄主题时，我们思考了一些问题，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也不同，必然拥有不同的互联网形态和景观，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如果这个片子站在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片子就必须体现出各国的差异性。

        这部片子要超越专业、超越技术、超越行业，必须是一部有文化思考和社会思考价值的文化作品。实际上，在创作初期有过犹豫，是做中国的互联网？还是做人类的互联网？整个创作团队不断分析了二者的利弊。因为一旦做出决定，就会面对不同等量级的难度。

        最后，我们选择拍互联网时代，因为只有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上，才能获得表达人类互联网的立场，而且符合人类历史的客观事实。

        这个题目非常庞大，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面对繁杂的知识，我就像是一次次掉进汪洋大海，陷入混沌和晕眩。我们就像盲人摸象，刚感觉自己探出点头绪，好像摸到了大象，又有新知识出现，哗，再一次被淹没。

        麦天枢：他选择了互联网时代，我当时告诉他，你要知道，你们选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想，这是我所有业务经历中最困难的一个题目。        

        澎湃新闻：剧组通过怎样的一个考量，选择了这么大的题目？

        张政：最早提出这个题目是财经频道的主管台领导，也是这个纪录片的总策划、总监制。在年末讨论全台重点选题规划时，他提出要拍摄与互联网有关的纪录片。

        他说过一句话，现在，互联网是人类最大的技术力量，它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国家级媒体，要捕捉时代的脉搏，还有什么比去琢磨、捕捉、解析互联网这样一个关乎全人类重大事物更大的选题呢？

        最初，我们感觉它是一个庞然大物，我们组里管它叫世界上最大的巨无霸。你怎么看都看不全，怎么读都读不懂。

        确实，要从人类文明角度解读才能厘清互联网时代。这里面牵扯历史、人类文明、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当然也牵扯互联网本身。把这些学问融会贯通，然后站在很高的高点上反观它，这是这个片子最大的特点。

        出于这种思考，我们敢于发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去引发人类的思考，引发社会的思考，我们也特别期待东方大国能追赶上国际世界思考前沿的步伐。

        石强：当时做了很多分析。第一，互联网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它没有边界。第二，只有站在整个人类的视角上，才能获得更全面、深刻、客观的表达和思考。

        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这个事物，在全球的发展中，是来自于西方的实验室。无论是对它的理解、研究还是商业应用，西方可能走在更前头。那么，要有国际视野才能展现这套片子的庄重和地位。

        第三，在国际视野也需要有中国视角，我们恰恰贯穿了来自东方的、中国人的理解与思考，对互联网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

        可能是没有经验上的负担，最后我们选择了将这个题目的价值放到最大的角度。当时，自己还没有感受到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难题。

        麦天枢：正是因为有阅历，我内心是不希望他们选择这个题目。我当时说可以选择比较轻松的题目，比如说E时代、互联网与中国家庭这类主题。家庭是中国的主要情感表达，这个比较容易把握。

        互联网时代非常复杂、庞大。你选择了时代这两个字，你就是选择了一万年。选择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互联网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你每一集都要提到过去的时代，对照之后，才能展示现在所处的时代。

        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是他们这几年辛苦的主要来源。

        澎湃新闻：你们采访了两百多个专家学者还有公司创始人，这个体量非常大。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有何考量？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你们的采访对象？

        石强：在最早的大纲上，我们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描述本片的宗旨和目标——“描绘一个新时代，让人类有准备地迎接必然到来的新时代。”

        确定了基本大纲后，我们邀请各领域的专家为摄制组做了150多场研讨会，规定每个分集导演要阅读几十本专业书。经过庞大的资料整理之后，我们选择了能够反映这个时代面貌或者对这个时代能够深入思考的代表性人物和学者。

        既然想做一个获得全世界尊重的作品，我们就有一个原则，采访的人物必须要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必须是这本书的原创者或是这个理论的提出者，一直找到学术的源头。这张采访名单不断地扩充，最后考虑片子的时长和容量，定下了200多人的名单。        

        澎湃新闻：这些大师级人物采访起来并非易事。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

        石强：我们告诉他们，中国中央电视台要做这样一部思考人类的纪录片，他们认为这是早就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没想到是中国媒体先做了第一部这么全面和系统的纪录片。这不光是为中国做的纪录片也是为世界做的事情。

        他们接受我们的拍摄采访，就是认同了我们的动机和理念。他们愿意把这些智慧和思考拿出来分享，甚至会帮我们联系其他的学者。包括鲍勃•泰勒（互联网之父，前阿帕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编者按）已经10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他谨慎地答应给我们半个小时采访，结果谈了两个小时。他说这是他接触过最专业和最职业解析互联网的摄制组，也是他最愉快的一次采访。

        包括我们去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采访，他们研究网络发展的时间长达十几年，但有些人物他们采访不到。

        他们提出，拿一部分宝贵的资料跟我们交换，希望能收藏《互联网时代》这部纪录片。对这个要求，我们目前还在请示台里。

        澎湃新闻：这个片子去了世界各地拍摄采访，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有没有遇到过资金方面的困难？

        张政：这个片子和台里其他选题一样，台里给了我们相应的资金保障和支持。作为制片人，我要感谢我的剧组，大家没有计较个人在物质方面的得失。

        石强：说到经费问题，这部大片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大的投入，这是肯定的。但是资金的花费上，不在于有多少钱，而是钱花了在哪些方面。

        比如某个镜头，我们可以付出一秒钟一千块钱的价格，比如第十集引子段落的音乐，经过多次挑选，我们才选到了一条跟片子气氛相匹配的音乐。我们花费一千美金购买版权，在片中只使用了这一处。

        在国外，很多采访时需要花钱。比如说采访头号黑客，是按小时计费，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找优惠，最后在打了对折的情况下，价格谈到7500美金一小时。

        后来我请示总制片人张政，要不要花这个钱？张政就问这个人物对这集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亮点？我说有他就不一样了，她说那你花。

        相反，在国外拍摄的阶段，财务精打细算，在确定住宿地点时，从100美金一天的标准往下找。我们会计算包车、租车、临时用车哪个方式更省钱。我们尽量减少经费的使用。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导师段永朝作为顾问来剧组指导，还要和我们一起吃盒饭。他当时说，这个剧组对自己的生活很苛刻，苛刻到了，作为顾问过来还要跟他们一块吃盒饭，但是他们对创作也苛刻，苛刻到了鸡蛋里挑骨头，我都已经认为很好了，那他们认为能不能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