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乌托邦、恶托邦和异托邦

陈冠中

2014-09-11 16: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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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澎湃新闻近期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迷茫的西方左派》一文,批评西方诸多“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要行动,只要思考”(详见本文链接的“相关文章”),受到了香港作家陈冠中先生的关注。近日,陈冠中先生投来此长文,指出左翼要在乌托邦和恶托邦之外,想像另外一种可能,即非乌托邦化的乌托邦——“异托邦”,并认为这种另类现实感的理念可以打开更多可能的行动场域,以求得“在多个不同的空间,通过各施各法的行动包括论述和组织”,来达到改变的目的。
        陈冠中先生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现居于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较早在国内介绍西方后现代学说。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我这一代香港人》、《盛世》等书。
       
改变还有可能吗?
       本文想象自己是在非乌托邦非恶托邦的异托邦世界里尝试做社会创新思考,不规避公然谈论大量争议性的后马克思与“后后现代”理念,把西学理论术语以半熟半生的华语变奏演绎,冀求找到潜在的进步含义、爬梳出意想不到的线索、勾兑出或许有用的思想,或者说,让语词从存在的家园出走到思想的江湖。这一切都不仅仅是为了陌生化,也是为了使思想及意义有可能溢出感知分割的宿命。
       感知溢界、想象过线加上说三道四,是可以很有颠覆性的,中外古今皆知,所以管治者都不喜欢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人说三道四,尤其是不按本分、不顾身份、不懂规矩的人说三道四。在柏拉图的城邦里,不晓得如何扮演指定角色、说三道四还要诉诸文字的人会被驱逐。在他的理想国,每个人只有一个角色,所谓一人一艺,谁不守本分谁得咎。当然,哪一人该干哪一路活,如果不是天生注定就是统治者规定。用现代说法,学生就该好好的当学生、工人就该做工人,农民就是农民,外劳永远外劳,各有指定动作,不准僭越,严禁角色混淆,此之谓一人一艺(一活、一角色、一专业、一功能),仿佛这样天下才能大治。有大中华观念的,此时可能会联想起中国古代的耕战秦政、四民(士农工商) 汉制,或今天的户口制度。有本土城邦意识的,可能会记起管治者规劝学生应好好呆在学校上课少管闲事,记起香港立法会与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功能代表制以及本地永久居民针对活在同城的外劳的例外化次居民处理。不过,这个所谓大治也永远只是方便统治者(与既得利益者)的管治,因为他拿到的是好筹,他的专利技艺是统治别人。柏拉图也留了后路给自己,他自封哲学家,而说三道四则是哲学家的专艺,他可以当国师指点江山,其他智商等而下之者开始说三道四则城邦乱矣。这种区隔感知、规训想象、分配工作、限制论述、不准一般人说三道四的柏拉图式国度,当然也不会欢迎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甚至,朗西埃一类思想家会认为一切层阶式统治秩序和压迫——对朗西埃来说几乎没有不压迫的层阶式秩序——都是柏拉图式的,柏拉图在朗西埃眼中是反动派的一代宗师。
       感知分割既是论述与经验的框框条条,也是对肉身的支配(想想户口制度、强迫搬迁) 、对隐私的“警察”(想想斯诺登的揭发),以维护某种层阶式和排他性的秩序。新常态的管治技能——全景监控、程序化操作、层阶区隔、网格化管理、大数据追踪、肉身支配、隐私警察(以下简称“全程层网大肉隐”) 让不对称的宰制几乎无处不在,管治秩序的警察化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而资本与权力的创意勾结,分配正义不彰,强国以强权代公理,生命与地球逻辑不受尊重,多世纪以来先贤争取的“世俗主义、人权、民主、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正义”,依然是现代未竟之业,好人缺乏信心,邪恶张狂之极,连正派一点的社会都无以为继,不用说在人类强力改造下的“人类世”更恐怕将难以持续。
       问题永远不只是描绘世界,而是如何改变。
       改变还有可能吗?
       说到这里,福柯分子可能弄不清楚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还是想要颠覆福柯的朗西埃分子,而两者大概都不满意我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用语(其实上文的世俗主义、人权、民主、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正义等词出自艾蒂安·巴里巴,都有左翼根源),以及哈贝马斯式的问题意识(把问题看成现代未竟之业而不是如某些反启蒙者把现代等同问题本身)。我觉得我想说的远比“都是都不是”这种标签式归类复杂。正如马克思之于资本的解剖,我觉得福柯对权力的拷问及对制度内微反抗的肯定在肉身全景高科技管治的今日世界是有启迪意义的,但要避免福柯的解放无望论述带来的超级忧郁则不能依靠那个令人同样莫明沮丧的弄虚幻的鲍德里亚,或那些拒绝吸收古拉格教训的搞虚妄的神学家如当代柏拉图粉丝巴迪欧 (以及理论口炮红人齐泽克)。这个时刻来点哈特与奈格里的“杂群”(亦作“诸众”)或许有安慰作用,但若改而玩一次急进自为的朗西埃转向,或齐泽克式让想象踩过界的“行为”,或包罗·维尔诺式的欧陆自主行动分子的变脸,则大概才能够驱动更多人站出街头、勇武抗争、践行各种“抗命”,譬如社区抗命(社群主义之一) 、族群抗命(社群主义之二) 、行业抗命(利益政治之一)、利益受损者抗命(利益政治之二)、工团抗命(阶级政治之一)、阶层抗命(阶级政治之二)、弱群或少数群体抗命(身份政治之一)、世代抗命(身份政治之二)、杂群抗命(无政府) 、社会进步诉求抗命(人道主义、平权、动保、环保、国际主义等等)、诸众或跨阶层串联式抗命(群众运动、统一阵线、人民阵线)——总之,多种不同主体性但诉求有时重迭的抗命。恰恰在朗西埃式的政治作为例外的此时此刻,这些都是典型行为,也即非常时期的正常行为,往往预期着改变游戏规则的大事件。朗西埃常强调这种他心目中的真正“政治”(余下都只是“警察”)是突破性的,是无份者在要求持份,或用齐泽克对大事件的说法就是事件的效果超过了它的成因。
要避免福柯的解放无望论述带来的超级忧郁则不能依靠那个令人同样莫明沮丧的弄虚幻的鲍德里亚,或那些拒绝吸收古拉格教训的搞虚妄的神学家如当代柏拉图粉丝巴迪欧 (以及理论口炮红人齐泽克)。

真正多元社会的常态
       说到这里,华语世界的一些自由派公知(如果他们竟然还没放弃看这篇文章的话)大概会问:“做好转型研究没?”朗西埃可能不屑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除了行动之外还是行动,不相信任何可以累积的社会成就。齐泽克大概会一番奚落问问题的自由派但自己一贯给不出正面答复,而杂群论者和自主行动论者都会祭出集体自组织(无国界无政府非形式化的大同社会)。可是,这样的态度或答案会让大多数哪怕是乌合的杂群认可吗?难道当他们走上街头或高唱“你可听见人民在唱?”的同时,杂群就不能够事前已经内在化了某些实质价值观及对明日布局的一些哪怕是非终极选项的想法吗?经过一百多年的乌托邦湿梦和恶托邦噩梦,谁能阻止还有点集体记忆的杂群也要问这个问题:革命的第二天怎么办?
       我在两篇探讨中国左翼传承和现状的访问中,除了慨叹部分中国自由派只看自己门户的书外,也试图提醒新左翼社会行动者应多注意近百年来中外实存的相对实质的社会民主运动,不要太过痴迷以法国人为主的理论大师。我还说过,与阿尔都塞有关的那群理论家中,巴里巴才是粤语说的“够秤”或北方话说的“实诚”人。巴里巴强调平等与自由既是并生也必须继续共存(他创了一个合并词: equaliberty),他不怕用“社会福利、平权、教育、道德和宗教宽容”这些不太酷的字眼,直言主体之后就是公民登场而公民与平等、自由、民主是不可分的,他对“世俗主义、人权、民主、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正义”这些概念和范畴不离不弃的深度检讨,都对我这样在北京想中国问题包括香港问题的人更具实质意义,亦有助于各方真诚的知识分子、社会行动者找到共同话语、重迭共识及连手节点。当然,巴里巴刚好就被巴迪欧讥为改良主义者,这恰恰反映了虚妄的革命修辞与高调无助于社会行动。
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刚好就被巴迪欧讥为改良主义者,这恰恰反映了虚妄的革命修辞与高调无助于社会行动。

       固然,杂群论者和自主行动分子也都不想沾霍布斯以降的“人民”两字,他们主张杂群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强调差异性的杂群而反对同一性的人民,认为人民一词共生了带压迫性的主权国家包括治权政府——多少罪行假借了人民之名,在法兰西人民缔造了共和国之后的第二天,而斯宾诺沙的杂群一词恰与这样的民族国家人民相对峙。不过,很多现实里的杂群却主观地偏爱感觉自己是人民,例如台湾反服贸的杂群就自称人民,而诸众所想象的民主往往也只是一国或一制内的民主,包括形式上的制度性民主,是挑战而不是翻转现存的一切政法建制和层阶秩序。
       这里存在着对社会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的两种认知,近似尚塔尔·墨菲所说的两种左翼政见本体论。第一种是假设无产阶级或杂群最终可以内在的自我救赎一跃跳过政府机制与主权国家而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一劳永逸地消解一切社会矛盾,第二种认定凡是真正多元的社会,分歧永远存在,不同社会力量的相互碰撞抵触是难免的,政治就是葛兰西式的争取领导权,战场既在体制外也在体制内,既在街头也在议会及建制,既在“精神”也在物质层面,为了争取领导权,各阶级或各杂群有时候需要经营行动的节点甚至组织联合阵线,协商达成哪怕是阶段性的核心价值观、重迭共识与目标,就算不直接自称人民(集体意志、团结齐心、同舟共济、同一性)也要有“我们”意识,也就是建构了对立的“他们”,这也是之所以最后夺得领导权、代表了人民的不一定是反对派,也可以是建制派,不一定是民主派,也可以是法西斯,可以是解放性的也可以是压制性的。
       循此进路,如果马克思是第一种认知,韦伯则是第二种认知,哈特与奈格里、维尔诺、共产神学家是第一种,葛兰西、墨菲、巴里巴以至社会民主派甚至以赛亚·伯林皆是第二种。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普鲁东式的自发合作式无政府主义、自由至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儒家和谐观也算是第一种的变奏。第一种认知意味政治领域最后的终结,第二种认知则表示政治纷纷攘攘争来争去、争歭停不下来才是真正多元社会的常态。
       墨菲(以及厄尼斯特·拉克劳)自己认可第二种左翼政见,肯定多元性,不回避社会差异,但要化施密特式你死我活的敌我政治为与对手共存的对峙型民主政治,包括但不拘泥于普选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共和式参与民主、公投民主、直接民主及杂群实时行动式民主,认为民主政治是建基在真正的多元分歧和争锋之上的。
       如果第一种认知还有乌托邦与恶托邦思维的印痕,我觉得第二种认知则体会到我们是身处于一个既非乌托邦也非恶托邦的胶着状态。此时诸众的主体性正在从乌托邦湿梦或恶托邦梦魇之中缓过神来,半梦半醒,性器官已经有感觉,似乎以为可以主导梦境的故事发展,甚至仿佛听到远处传来的“你可听到人民在唱?”的歌声,有的人也可能凭意志一举醒过来,或惊魂未甫的赖床,或爬起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但更多的人只是虽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却无力摆脱梦境。
       再用一个比喻说法,我想说的是一种异托邦状态。异托邦这个词是福柯的 (形容词“异位”则别人用得更早),我忍不住套用了,因为它有助人们生成社会的多视角想象的可能,就像双目的人类突然变成了复眼的苍蝇,或变成有夜视能力的猫科动物——我在想着鲁迅“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那句话,但我并不一定很忠于福柯的用法,我是借用它来反差另一种社会思维,即乌托邦恶托邦思维。
       
乌托邦与恶托邦
       “托邦”两字,大家知道是译自topia及更早的topo,都是跟地方、场域、拓扑、空间有关的,而“异”则是hetero之译,从字面已经知道是有不同(异性恋、异样、异族、异端)、其他(异数、异源、异质)之意,都表示了差别、众数。异托邦最宽广的字面意思就是有差异性的不同空间场域,包括物理空间、私密空间、公共空间、虚拟空间、想象空间种种,包括自然景观、人工景观、科技景观、符号景观、虚拟景观和心灵景观等等,可以是异度空间、异域,也可以是看似正常或人们习以为常的场域,没有固定本质,边界不清不楚,互相渗透(如太极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多中心或去中心而且是现有的中心皆已难以维系,猎鹰不听驯鹰人的哨令,从此非线性、分形组合、移形换影的气旋和轨迹都可能出现。这是我对异托邦一词的扩大用法,目的想要用来勾画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创新的可能性。
       乌托邦一词在十六世纪出现时,以u这个字母同时兼含了乌有ou及美好eu两义,而十九世纪后期的乌托邦小说如政制改革家爱德华·贝拉美的《回眸》和威廉·莫里斯(本身是一位文化保育家兼社会创新家)的《乌有乡消息》,都假想了作家认为美好但暂时不存在的一个未来世界,以突显当时既有世界的不完善。所以乌托邦小说有着两个目的:对当前世界的“大拒绝”,及相信未来可以拥有一种完全善好的崭新形态社会。社会创新大家罗伯特·欧文,更尽一己之力试图在现世建立乌托邦共同体。二百年来中外很多人都有过乌托邦梦想,并想付诸实现,不幸大抵失败,至二十世纪更出现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人为灾难,人们经历的不是预言中的乌托邦而是它的反面,是乌托邦反向的恶托邦。所以,二十世纪一战前后小说家开始撰写恶托邦小说,作为警世之用,劝人们不要相信别人承诺的完善未来,虽也是以未来喻今,但那未来却是邪恶的、负我们所托的,并警告说:你所梦的可能是噩梦。
       二十世纪的两种极权社会一般被认为最接近恶托邦境界,那确实是有不可抵赖的历史实证基础的人类体验,人道代价极大,不过各种现代社会形态都有变成恶托邦的可能。扎米亚京1924年的小说《我们》已描绘了一个高科技恶托邦,赫胥黎1932年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则预告了一个享乐主义恶托邦世界,而早在1907年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更警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可以沦为类法西斯式的恶托邦。恶托邦和世界末日更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本文的角度,想要强调的并不是乌托邦思维乐观天真、恶托邦思维悲观现实,而是两者的想象都是“大开大阖”的,不是大肯定就是大拒绝,不是天堂就是地狱,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不是全选、就是全删。用张宁的说法,这是弥达斯逻辑,不是全好,就是全坏。
       乌托邦恶托邦式叙事所描绘的大多是一种内部规范大致完成、层阶秩序(或无层阶秩序)大致稳定、几乎可以说是铁板一块的未来社会,用后学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通摄性、同一性的宏大叙事。在这样的社会,尤其在恶托邦,异样的人已经见不到或完全被分割在大多数人的视野之外,说三道四的空间几乎没有,更谈不上民间社会创新的动力,只剩下分散孤立而为数不多的异见分子,他们好似鲁迅《吶喊》自序里形容的,几个在没有空气的铁屋子里睡醒过来的人。
       好莱坞动作大片往往在反复制造乌托邦与恶托邦式的想象及道德讯息,同时加入英雄浪漫元素。剧情通常先是说乌托邦式和谐社会曾经是存在的,后来邪恶入侵和谐社会,乌托邦被毁,幸而在铁屋子大门关上、邪恶全面胜利前的最后一刻,少数人特别是主角发挥正面价值的意志,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击退邪恶,重建乌托邦。想想动漫电影《冰雪奇缘》,剧中的艾莎公主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点物成冰的弥达斯式法力,国邦被坏人骑劫,乌托邦国土全面冰封变恶托邦,最后幸而姊妹真爱融化了艾莎的心结,一切魔咒被消解,恢复乌托邦家园。这是童话。类似近例太多,从动漫电影《乐高大电影》的普通工人到桌游《三国杀》的武将,都能够在完全劣势中一下翻局。局可以一下就翻,往往是因为局的两面都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正邪分明的乌托邦或恶托邦。这才好玩,说明乌托邦恶托邦思维,浪漫英雄救世主,符合很多人的欲求心理。所以詹姆逊认为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具体”乌托邦欲求——带来希望也带来操控——活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好莱坞大片往往在反复制造乌托邦与恶托邦式的想象及道德讯息。动漫电影《冰雪奇缘》中,昔日美好的小城被冰雪覆盖,一片死寂,乌托邦变为恶托邦。

       对社会行动者来说,这是一个悖论:没有一点乌托邦冲动,怎能得以动员杂群众志成城?不投射恶托邦,如何建构诸众的反抗对象?对爱真相的人来说,没有恶托邦认知,不吸收历史教训,不以寓言故事来叙说恶托邦,不仅很难体会邪恶到底有多么邪恶,说不定还会眼看着历史变态重演。但现在除了骗徒及无知的人,谁都提不出乌托邦蓝图,欲求乌托邦者如夸父追日,越渴望找到乌托邦,越跟清醒时刻的自己较劲,越容易失望、沮丧、放弃——渴望收获龙种,得到的却是跳蚤。同样,强调现实的恶托邦性,也会让人感到反抗无望、社会行动杯水车薪,因此也容易失望、沮丧、放弃,以至不相信创造人类的历史就靠我们自己,反而绝望到要喊出海德格尔的话:只有神可以拯救我们。
       失望、沮丧、放弃。恶制之下人们营营役役成良民,有些像托尼·朱特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出现了深刻的错误,而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
       
异托邦
       老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或被统治意识形态蒙骗了,忘了自己的阶级性却装上了一个“虚假意识”的脑袋,所以他们成为良民、顺民,所以他们不反抗,全是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他们是这样”。但是齐泽克曾描述现下的情况是:“他们懂,但是他们还是这样。”那是被恶托邦想象衍生出来的行动无效、改变无望的念头所改造过的一种“明知故犯”的主体意识,是良民、逃避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犬儒、理中客、逍遥派、独善其身者、事不关己者、妥协者、麻木者,醒目仔、投机者、闷头发财者、入“乡”随俗者、首鼠两端者、坐享分赃者,靠着权势得名利者、投奔权势的带路党、讥讽别人不识时务者、主动为虎作伥者、理直气壮作恶者等等共有的与权势通款的一丝心理暗蕴,一端是我做什么都没用,中端是我不作恶已经很好了,另一端是我作恶你又奈我何?他们懂,但是他们还是这样。
       当代良民及与权势通款者的成因在不同社会是有共同的元素也有特别的元素的,这里我不多说了。我还是替仍有心于社会行动者提出另一种多元社会的想象空间:异托邦。
       如果我们对福柯的想法不作亦步亦趋的解释,转而只把异托邦看作有点不可言喻的、移形换影的多中心及去中心的场域,包裹全场的不是密不透风、没有一点光亮的铁屋子(鲁迅的铁屋子是一个出自对中国旧社会恶托邦想象的比喻),而是一座高大上但是千疮百孔的迷宫花园,里面的杂群可以像德勒兹式块茎串根一样相对自由地、创意地串连,串根不一定是很深的往下扎根,而往往是贴着地皮向四周蔓延,有时候就会爆一个芽出来,可以一下就长得很大,一下子又被压下去,但串根的状态是不可能完全被按住的,更何况现实世界有点连接起来了,一边的爆芽可能会影响另一边,甚至过了临界点就会出现破坏迷宫花园结构的大形势大变局大事件,也可能潮起潮落的一下爆出来、一下缩回去,这种串根状态是有各种各样形式的。
       再说在迷宫花园里,任何权力只不过是长满跳蚤的华袍,谁华袍加身掌了权就难免周身痒,而每一个单子化的个体哪怕都像一只背负着沉重巨壳的蜗牛(可以是懂得使用自媒体的赛伯蜗牛),但各施各法却一样可以翻了土(如果不先给吃掉的话) ,那社会改变就算缓慢而且方向难料,也不是不可能。
       这里必须立即补充一句:我用带壳蜗牛的比喻,只是想指谓个人突破自己的艰辛及社会改变的一种可能,读者不要让我的比喻限制了自己的想象,你大可以想象自己是自由自在的沙鸥、飞檐走壁的野猫、救苦救难的菩萨、雌雄同体的巫婆,无坚不摧的机械生物合体人,并对那些试图贬抑别人的单向度比喻如蚂蚁、工蜂、狗、鼠、羊和狼来个兜兜转、玩转式的解读,以释放出这些比喻内在的多义性与解放性。
       异托邦世界远不是平的或流质的,它犬牙交错、关卡重重,要穿越它是一场障碍赛。异托邦“现实”也不全是幻觉拟像或从子虚乌有中建构出来的。异托邦是有现实基础的,这现实也是起码局部可知的、可描述的、可预期的、可传授的。它多源、断续、碰撞、变易、边界不清、多层次多指向,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无法化约,通过人们有意无意的活动,不断在制造,不断在消失,不断在结构,也不断在解构,是一种处境化的认知,但却是可以感知、体验的。可是,离开自己的心智肉身的体验,离开具体情境及行动过程本身,包括离开书写影像等媒介本身,异托邦是没法清楚表达的。每次,你都要按“enter”键。
       异托邦虽有去中心、非线性、分形组合、移形换影的特性但不等于说秩序的压迫已经消失或权力中心都已经无效,不等于说阶级、族群、性别、地域、国家等顽固区隔已经消解,更不等于说警察不在了、“全程层网大肉隐”不在了。它们都在,而且可能越来越凶猛,但暂时它们不构成密不透风的铁屋。
       以这样的异托邦社会想象,代替更多人习以为常的乌托邦恶托邦想象,认定在多个不同的空间,通过各施各法的行动包括论述和组织,改变是有可能的。不过在这样的社会,诸众的碰撞、利益的不可调和也是难免的,各要争取社会各领域的领导权,合纵连横、四处都可以点起火头——公民(宪政主义) 、小区(社群主义之一) 、族群(社群主义之二) 、行业(利益政治之一)、利益受损者(利益政治之二)、工团(阶级政治之一)、阶层(阶级政治之二)、弱群或少数群体(身分政治之一)、世代(身分政治之二)、社会进步诉求(人道主义、平权、动保、环保、国际主义等等)、杂群(无政府)——而无份者则要成为持份者,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夺权主义(这属于一战定江山式的乌托邦恶托邦思维) ,但不排除从体制、机构、政策层面的改革以助民主增量,也可以在社会各种场域中任何一节点开始社会创新。这样的思维改变,给了社会创新者更多想象的空间、行动的节点。
       在这里我是批判而不是完全否定乌托邦与恶托邦想象,只是怕惯性的乌托邦与恶托邦思维收窄了甚至窒息了社会行动的想象,所以提出另类现实感的异托邦理念以打开更多可能的行动场域。乌托邦是人类朴素的长期欲求,从《大同篇》、桃花源、香格里拉到约翰·列侬的《想象》,亦如巴里巴所言:乌托邦让我们去想象替代剥削、支配和仇恨的方法。正如恶托邦的教训不该轻易忘记,我们也要继续提出非乌托邦化的乌托邦诉求,即对美好社会的渴求、对未来的希望。或许,我们要的正是非同构型、异托邦式的乌托邦想象。
       再说“做好转型研究没?”的提法,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知识分子常有的取向,但首先要注意乌托邦恶托邦思维的陷阱,不要以为一个中心被革掉,就可以按预先理性的安排生出第二个中心,既要避免一劳永逸的夺权主义想法,也要放弃定能找到终极替代方案的妄想。追求非此即彼的通摄性答案,反而容易思想短路,兜兜转苦思得不到出路。
       大事件是处境性的,但不是孤立的,后果可以超过成因,但不是没有成因的,后果也可以是众数的,前前后后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事件,各式各样的铺垫,各种行动及聚众节点的起伏,各个领域的领导与反领导之争夺,各种人的价值观、信念、社会认知的交锋,各类杂种诸众的微行动。或许我的双目看到的是一潭死水,你的复眼和夜视却洞见浊水里微生物的蓬勃生机,众生在作动,处处现暗涌,涓滴成河,百川成海,你听到人民哼着歌在潜水,你嗅到杂群肾上腺的腥味,你甚至感应到,疑是沧海尽成空的巨浪要来了,弄潮儿正等候着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后马克思主义,新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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