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亚述帝国的残暴与……覆灭的厄运

《末日总在咫尺间：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浩劫》，[美] 丹·卡林著，林华译，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2020年5月版，273页。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Podcast播主丹·卡林（Dan Carlin）的《末日总在咫尺间：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浩劫》（原书名The End Is Always Near：Apocalyptic Moments ，from the Bronze Age Collapse to Nuclear Near Misses, 2019；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不是一部历史学专著，更不是研究亚述帝国史的专著，但是我认为作者在书中费了不少篇幅谈论亚述帝国的残暴与它覆灭的厄运，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和诠释该书的中心议题——末日是如何来临的？末日为何总在咫尺间？当然，该书论述的其他内容，如青铜时代的兴衰、中世纪和现代的大瘟疫等等，也都指向这个中心议题——“当今时代似乎相当稳定，但这不能保证现今的情况不会骤然生变。”（前言）

该书要讨论的都是大问题。例如全书开头的这句话：“你觉得有朝一日现代文明会坍塌，我们的城市将成为一片废墟吗？”又例如“艰难时世会使人更坚强吗？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会影响整个社会吗？我们能操纵威力强大的武器而不致毁掉自己吗？人的能力、知识和技术会退步吗？”等等这些问题。作者也知道“这种问题是无法解答的”，但是“也许这正是它们令人深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所在”。（前言）

关于“咫尺间”，就是近在眼前（原书名中的“Near”）之意，在作者的论述中有不同的指向。其一，“实际历史与无法证实、凭空猜测的幻想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膜。一边是由有历史记载的人名和日期组成的有事实依据的年表，一边是对于未来‘若是那样该如何’和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想象；我们生活的当下就是这两者的交会点。设想21世纪的世界会暴发过去那种大规模流行病是想象，但这种事极有可能发生，而且在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真实的过去同想象的未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前言）其二，从历史上一些强盛帝国的迅速灭亡，论述历史的发展逻辑——因为“种瓜得瓜”，貌似强盛的帝国转眼间就灰飞烟灭；其三，历史的前进与倒退有时会决定于“咫尺间”，人类曾经遭受的灾难很可能会在转眼之间重新降临，作者设想的流行病重新暴发就是一例。

讨论明知道无法解答的问题，也不提出论点，卡林说这是他的播客风格。他采取的视角是非专家的，因为他说自己不是专家。虽然不是专家，但还是要谈、要播客，理由很简单：专家有他们的专业视角或利益立场，普通人也同样有自己的视角和利益立场，两者并存共生才是公共舆论场的正常生态。卡林主持两档非常流行的独立播客：《硬核历史》（Hardcore History）和《常识》（Common Sense），据说听众达数百万，其中《硬核历史》下载量高达一亿次，异常火爆。这本《末日总在咫尺间》就是《硬核历史》的首次结集文本。我感兴趣的是，在网红播客与重大议题之间，学术性与思想性可以如何生长。卡林的回应是：“俗话说的许多‘深刻问题’，历来是哲学著作论述的中心。光是对它们多想一想也许就有好处。别的问题可能有实际意义。例如，它们提醒所有人注意，类似事件过去曾发生过不止一次，这会使我们更加相信，许多事情目前看似匪夷所思，像电影情节，将来却真的有可能发生。”

我认为，“深刻问题”与“实际意义”就是对“硬核历史”的诠释，而更应该注意的是作者实际上是提醒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实际上并未真的过去，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将来真的有可能发生。卡林在埋头研究历史档案时，经常注意到一个重复出现却无法回答的“是或否”的历史问题：“事件会一如既往不断重演吗？还是不会？在某些情况中，这个问题严肃、可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前言）这是历史的“硬核”，是“咫尺间”的前沿。接着他举例说，“不久前，瘟疫还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却几乎像科幻小说一样不可思议。”说这话的时候是2019年，没想到所谓的“不可思议”过不了多久就真的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对历史重演和“咫尺间”的最好诠释。从“咫尺间”引申出来的首要问题就是“文明终结可能采取何种形式？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于文明终结将如何反应或回应？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不是别的，因为“历史事件发生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那些人身不由己，紧紧地被绑在历史的齿轮上。人们一般都禁不住猜想，自己若处在类似境地会如何应对。”（前言，IV）  

围绕着历史的突变、倒退、末日的突然降临等议题，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很尖锐，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强迫选择的意味，例如：第三次世界大战难道真的比大国间永久和平更不可能发生吗？（V）有些问题听起不可思议，比如“可以说教养孩子的方法会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吗？如果觉得这不可能，不妨设想一下世界上一半的成人小时候受过虐待，然后再想想这可能产生的许多无法预见的奇怪后果。这个问题太值得研究了。”（13页）还有一些提问来自比较的角度，历史与当下的比较，“了解历史能够使我们更加积极地看待自身处境。例如，如果你听到，过去的人在他们的城市遭到地毯式轰炸时如何挣扎求生，或者如何熬过中世纪可怕的瘟疫，那么你自己的困难相比之下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无论如何，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前言）虽然有点像在比较中获得安慰，但这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角度。还有就是他人与我们的比较，“尽管历史不同时期的人各有差异，但是，如芭芭拉·塔奇曼所写，有些事件和时代像是我们自己在远远的镜子里面的映象。”（前言）更重要的是关于比较的尺度、标准问题，比如关于变化带来的究竟是不是衰落或后退，“全看我们决定使用什么标准。按照某些观点，也许不能将事情评判为好或坏……仅仅是不同而已。”无论如何应该思考的是，“判断应该由谁来做？是我们这些回顾过去的现代人，还是实际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过去的人对于什么算是好事的想法也许与我们不同。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实际生活在某个黑暗时代中的人是否意识到那是黑暗时代？”（53页）

因此，卡林认为“最好时常提醒自己，对任何叙述或故事都要有许多不同的看待方式。”也就是要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像‘黄金时代’和‘兴起与衰落’这样的说法在我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可能还有别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因为在我们关于历史的时代性表述中的确有很多变得根深蒂固的概念，使我们轻易地忘记了“可能还有别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比如历史上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卡林引述了人类学家约瑟夫·特恩特（Joseph Tainter ）的观点：罗马帝国在一些地区对公民横征暴敛，却几乎不提供任何服务，所以那些地区的一些民众对“蛮族征服者”表示欢迎，把他们当作解放者。（54页）纵观历史，这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章“尼尼微的审判”讲的是亚述帝国的强盛与灭亡，关于它的残暴如何有效维持统治以及最终还是走向覆灭的过程。在邻国人眼中，尤其是根据《希伯来圣经》对亚述人的描述，他们就是邪恶的化身。但是卡林对亚述帝国的描述却是更多来自他们自己的那些在艺术史上堪称辉煌、精美的艺术品，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亚述人等于圣经时代的纳粹。亚述人对自己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好像还扬扬得意。他们雕刻的精美石雕描绘了他们的大军作战的情景，还有他们的国王对胆敢起来反叛的人进行的惩罚。这些浮雕宣扬的暴力行为有一些放到今天就是反人类罪。……亚述的皇家浮雕显示的‘宫廷’艺术风格是种族灭绝的风格。”（61-62页）在艺术史研究中，当然不缺少关于亚述帝国宫殿浮雕的论述，但是像卡林这样强调它们所体现的残暴本质的却很少见。亨利·富兰克弗特在他的《古代东方的艺术与建筑》（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 ）中详细论述了亚述的宫廷雕塑，谈到了图像中表现的对敌人的杀戮、惩罚，如何把倒在战场上的伤兵杀死，如何把敌方的城市官员钉死在尖柱上，但“无论故事的主旨是什么，将故事的细节刻画得丰富、生动……”（亨利·富兰克弗特《古代东方的艺术与建筑》，郝海迪等译，上海三联，2011年，126页）再看弗雷德·S.克莱纳对亚述纳西拔二世宫殿浮雕中的“亚述弓箭手追杀敌人”的描述，强调的是“艺术家的目的是清晰、简洁地讲故事”。（弗雷德·S.克莱纳等编著《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诸迪、周青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34页）艺术史家所关心的当然是艺术，但是E.H.贡布里希的论述却能够超出了纯艺术的视角，他指出那幅描绘国王践踏敌人尸体、直视求饶败兵的浮雕图像的用意不仅仅是对战绩的长久记忆，同时还受早期的图像观念的影响，认为这样的图像是为了使敌人永远不得翻身。（E.H.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72页）这当然可以说明，即便在艺术史研究中，关于历史图像的政治性解读和批判性思维应该是不可忽视的。

卡林以政治评论员的眼光看亚述帝国宫殿的战争题材浮雕，自然有不同的视角，他一再把亚述帝国的残暴与在艺术图像中的表现及其作用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考古发掘出来的一些描绘恐怖场景的石雕就是为了让等待国王接见的人看后心生恐惧。想象一下你作为一个闹事城市的总督被国王召见。你到达王宫后，赫然看到石雕上描绘着胆敢抗拒亚述的城市及其显赫居民的下场（可能还上了彩色）。在一处亚述宫殿遗址找到的一幅浮雕显示了一个造反的总督达纳努（Dananu）遭到可怕的酷刑和被处决之前的情景。浮雕上，达纳努走在去刑场的路上，脖子上挂着他的一个同谋者被砍下的头颅，经过他身边的亚述人纷纷咒骂他，向他吐口水，还殴打他。光是脖子上挂着人头就够令人毛骨悚然的了，这个人头属于自己认识的人就更可怕，心理上更受折磨。《圣经·旧约》可以证明，古人把这种精致而血腥的象征手法用得炉火纯青。”（63-64页）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的影响，把图像放回到那个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使通常对亚述帝国艺术的强悍、血腥等一般性描述转换为更为具体、真实的历史认知。

回到历史学意义上的亚述论述，卡林敏锐与深刻地把亚述的残暴统治与它的被推翻、甚至是被迅速遗忘的厄运的联系起来。“要使子民乖乖听话，一个常用手段是实施某种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个办法历史上多次被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对它很熟悉。将造反的城市、地区和民族彻底摧毁，使用雷霆手段实施报复，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被征服的民族不敢乱说乱动。但镇压经常滋生不满，于是，镇压叛乱、严惩乱民就成了亚述人永远也做不完的事。亚述人要确保怀有异心的人明白造反的后果。”（63页）残暴到什么程度？卡林以拿西拔二世为例：把叛乱首领的皮剥下来，包在一座高塔上；砍下叛乱军官的四肢，对俘虏割鼻、切耳、剜眼，把成千上万参加叛乱的人赶到酷热的沙漠使其干渴而死。（62页）因此卡林说亚述人是那个时代的纳粹，认为放在今天这就是反人类罪。但是他的主要用意不是对亚述人作道德审判和谴责，而是针对“许多历史学家”的这些观点：亚述人的这种行为在当时很普遍，不是有意的残暴，而是维持帝国的有效手段；“亚述帝国使用这些手段维持了统一，因而创造条件推动了文明的进步。贸易通道，稳定性，防御外部野蛮人的攻击，这些都是传统的帝国利弊理论中常说的利。”（64页）他还在注释中指出，认为依靠残暴的统治就能够推动进步的观点“可能显示了文化上的偏向”。（222页）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但是卡林止于此处。亚述帝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它也有一些东西留给后来的帝国，“在它之后的每一个帝国对亚述人治理行政的策略和手法即使不是全盘接受，也多有采用”，因此卡林说，“亚述帝国不是第一个靠残酷镇压反对力量来维持的国家，也不是最后一个。”（64页）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卡林并不否认残暴的甚至是罪恶的治理帝国的方法也许有用，但是他更看到帝国的残暴统治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赋予了新的含义，“亚述的各个邻国终于得到了机会时，它们把这个主宰美索不达米亚的帝国摧毁得如此彻底、如此迅速，结果如前所述，仅仅过了两代人的时间，后来的社会似乎就对它以前的伟大一无所知”。（65页）从历史的时间维度来看，两代人的时光真的就像是“咫尺间”，帝国的一切荣耀就已经湮灭无存。卡林没有详细论述亚述帝国覆灭的原因，这不是他的任务，因此只是说内战和穷兵黩武是公认的原因。他从亚述帝国的覆灭而想到的问题却很重要：“我们认为这样的厄运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曾几何时，亚述人也是这样认为的。”（74页）这就是整本书的核心议题，是“末日总在咫尺间”的最好表述。

作者在书中一再提醒读者，我们在今天所熟悉的一切并非理所当然会持久不变的。“众多因素共同组成一个复杂互联的体系，保证我们社会的存续，为我们提供能源、食物以及保护我们的军队和警察。我们对这些通常不会多想，好像那是天经地义。……对如此依赖现代设施的我们来说，一旦现代化发生了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永久性的减弱，该如何应付？”（75页）这是以我们的习惯与依赖说明“咫尺间”的反向发展会如何让人无法适应，事实上经历过去年以来疫情的人们对此应该不难体会了。谈到历史上的大瘟疫，他简要地描述的那种惨况在今天看来竟然似乎并不陌生，这真是令人心悸——公元541年的大瘟疫，病菌传到了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起锚的船上，在病魔夺去全体船员的性命之前传到了别的港口；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死了百分之四十，这场瘟疫延续了两百多年；十四世纪四十年代，瘟疫换了名字，叫“黑死病”，约七千五百万人死亡；更可怕的是瘟疫每隔两年就来一次，名字五花八门，“似乎病魔是回来清扫它上次漏掉的人命。很难真正实现复苏，因为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命不长久，任何计划都是根据这个最坏的打算来做的”。（114-115页）在这里再次表现了卡林作为政治评论家所更为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他指出了几个表现：首先是瘟疫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纽带的摧毁。人们死去了，无人埋葬，没有神父和宗教仪式，幸存者只能独自承受痛苦；其次是社会动荡，宗教机构的腐败开始滋生，民众不满，怨言四起，江湖骗子和神秘主义盛行。许多人觉得反正没有活路，于是聚强奸抢劫、杀人越货，或者是不愿意结婚；还有，人们要为悲惨的境遇寻找替罪羊，犹太人在大瘟疫时代的恐怖遭遇可能仅次于纳粹大屠杀，民愤所向还包括被怀疑施行巫术魔法的人。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问题：瘟疫造成的人口锐减使自然与人的关系恢复平衡，由此想到“如果今天全球人口达到空前高度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大幅降低了历史上疾病造成的死亡率，那么我们是否无意中打乱了维持万物平衡的自我纠错系统呢？”（116页）最后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人们再度认识到看似平常的病也可能威胁到文明的生存。这是疫情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第一次碰撞，两年时间造成五千万至一亿人的死亡。在这里，作者念兹在兹的是“今天的我们和被西班牙流感打了个措手不及的那代人一样自大。许多人认为，过去的那种大瘟疫更像是科幻小说的题材，实际生活中不会发生”。（118页）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末日总在咫尺间”。他由此而追问：“从以往时代的人对灾难事件的回应中，我们可以汲取经验教训，可以自问：现在我们掌握了这么多的现代技术以及科学和医学知识，如果遇到类似的灾难会如何回应？我们对于造成流行病的科学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减轻在流行病威胁面前自然产生的正常恐惧和惊慌？”（122页）对于卡林在前年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幸的是我们今天要在对疫情的斗争中不断思考和回答。我们未必已经找到答案，但是我想卡林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如果我们不思改变，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205页）

卡林在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对“快乐”下的定义很让我认同：“自古以来第一次，人类在生活中能够不必害怕末日总在咫尺间。”（207页）但是，在“注释”部分他又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核弹危机时期，歌手鲍勃·迪伦当时正在写歌，他一刻不停地写，因为他想在万一爆发核战争自己丧命之前把那首歌写完。（249页）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快乐”到来之前的现实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