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印度终止社会主义实验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自今年5月上台以来，动作不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期，他启动了高调的访日之行。本周《经济学人》一篇题为《印度在亚洲》的文章称莫迪频频向东张望，试图结束印度在亚洲的孤立局面。

        不过，令印度国内知识分子欢呼的是莫迪另外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动作。据路透社报道，近期，莫迪要求置换印度的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使之与“与新的、开放式的政府管理相一致”。

        印度的计划委员会是早年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1944年，包括当时印度产业界大人物J·R·D·塔塔(J.R.D. Tata)和G·D·贝拉(G.D. Birla)在内的八人起草了一份印度经济15年设想，提出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等计划。这个被称为“孟买计划”(The Bombay Plan)的设想是印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验的早期模式。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开始大力宣传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1956年12月，尼赫鲁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从那以后，国大党政府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成立于1950年的计划委员会成为发布各项经济指令、制定五年计划的要害部门。2013年3月，它曾发布第12个五年计划。

        计划委员会的存在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印度经济的积弊。国内学者秦晖曾描述过，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式的“福利国家”，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许多印度知识分子亦将该机构认作是“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2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印度作家Manu Joseph兴高采烈的文章，称“经济分析人士欢呼雀跃，他们说，这头印度社会主义实验时期诞生的年迈野兽，终于要被宰杀了。”莫迪本人亦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贴文说：“我们预见到，新设立的机构将契合21世纪印度的发展愿景，并将加强各邦的参与度。”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卡尔·施密特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生前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桂冠法学家，逝世后其理论在世界各地迎来了多次复兴。作为“二十世纪最具智识挑战性的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者”(马克·里拉语)，施密特吸引了意识形态光谱中各方阵营的关注。

        右翼政党对他自然最感兴趣。20日，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访谈了研究极右翼运动的历史学家Nicolas Lebourg，讨论法国右翼党派国民阵线的外交策略。Lebourg认为，国民阵线在外交上使用的正是施密特的策略，即首先要树立一个死敌。民族阵线树立的敌人是逊尼派伊斯兰主义。

        而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施密特对民主制度之病的揭露使得他的理论在当代世界具有致命吸引力。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曾经介绍过“与自由民主决裂的”匈牙利国内的情况。在其“右转”的同时，匈牙利人也表现出对施密特的兴趣。据耶鲁大学东欧史教授、博客网站“匈牙利光谱”（Hungarian Spectrum）的作者Eva S. Balogh介绍，在2000-2008年间，先后有四本施密特的书被翻译介绍到匈牙利。

        国内知识分子对施密特的兴趣更无需多谈。有趣的是，20日，“观察者网”刊登了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中国中心主任，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长江学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教授的访谈，题为《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自然是借用了施密特在《政治神学》中的名句“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张旭东认为，“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本人，他的存在、他的思考、他的权威和意志是连接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毛的中国和毛以后的中国的那个榫卯和轴心。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像施米特所说的那个主权者（the sovereign），他来断定什么是‘例外状态’。邓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毛的中国的‘例外状态’。”张旭东称，“（邓）最终在‘法律’之外维系了国家的连续性，并逐步走上了法治的道路。”

社交媒体与“沉默的螺旋”

        据调研机构皮尤调研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会遏制观点多样化，阻碍公共事务辩论，限制人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好友不同时。

        这份题为《社交媒体与“沉默的螺旋”》的报告认为，互联网似乎正在造就人们的极端化，因为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人，与自己的想法完全一样，根本不愿发表不同的观点。而互联网公司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他们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与该用户观点相同的他人观点。

        在报告中，研究人员针对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棱镜”监控事件进行了调查。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愿意在晚饭时与家人或好友谈论政府的监控事件。而在Facebook和Twitter上，人们大多不愿讨论该事件。不过，如果Facebook用户认为他们的Facebook好友同意自己的观点，则更愿意谈论该事件。有趣的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愿意在Facebook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反而愿意保持沉默。调查结果还发现，大部分人通过电视和广告得知“棱镜”监控事件，而Facebook和Twitter是最不重要的新闻源。

        该报告作者、罗格斯大学副教授基斯·汉普顿(Keith N. Hampton)称：“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们正在寻找新的政治互动方式，但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存在着巨大差别。如今，人们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展示给其他人。而在一个民主社会，这种展示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其主要概念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民主的敌人也具现代性？

        近日，媒体纷纷报道，ISIS组织成员“竟然”有许多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文明世界”。这让许多谴责ISIS为“19世纪的野蛮”、建立哈里发国的残暴愿景“在21世纪没有立足之地”（奥巴马语）等修辞变得无力。而包括ISIS、Boko Haram、普京等在内的所谓“民主的敌人”究竟是野蛮，还是颇具现代性，成为媒体近期热议的一个话题。

        新保守主义学者Abram Shulsky近日在《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中称，自由民主的历史与其“对立意识形态的不断出现”是分不开的，这些对立意识形态的产生，是对自由民主的反动，无论是保守式的还是乌托邦式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这些反意识形态都以各自的方式具有现代性。狭隘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诞生，都晚于美国的成立。它们不是返祖现象或历史文物，而是自由主义现代性催生出的反作用力。

        而《一周》（The Week）杂志的记者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在题为《西方如何产生圣战游客》的文章中，认为对于那些加入ISIS的欧洲人来说，自由主义“过于人性的秩序”——它向那些理智、勤劳、略显乏味的人赋予了特权——根本不适合所有人。很有可能永远都是如此，无论是本世纪、22世纪还是更远的未来。

        人们谴责“民主的敌人”，经常借用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螺旋上升、曲折前进，并好用“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之类的说法，如奥巴马对普京的多次指责。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Ross Douthat指出，自由主义目前占据主导地位是偶然事件，而不是必然事件，以往的胜利其实常常也只是险胜。民主和人权的理想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高举起来的，但它们的进步仍然取决于我们的主动性、策略和自我牺牲，“无论现在日历上显示的日期是哪一天”。

Slate网站利用Google图书的Ngram工具查询1940年后出版书籍中“历史的对立面”、“历史的正面”两词的使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