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皮克迪〡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纪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4-09-06 01: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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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克迪最为大胆、也是最有争议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他认为,这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对100万欧元以下的净资产不征税,对100-500万欧元的净资产征收1%的资本税,对500万以上的净资产征收2%的资本税。或者,也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对相对小额的资产,比如20万以下的净资产,可以象征性地征收0.1%的资本税,对于20-100万欧元之间的净资产可以征收0.5%的资本税。对极其巨额的资产,比如10亿欧元以上,可以征收5-10%的资本税。
       皮克迪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税,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类似“囚徒悖论”:如果各国都征收资本税,那么各国政府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税收增加;但如果其它国家不征收资本税,只有一个国家征收,那么资本会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下降、税收减少。最后的结果是各国都不征收资本税,但这对它们来说其实是个次优选择
       “乌托邦”概念也有其价值所在。学者的职责不是如何实施政策,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大家批评和参考。征收资本税,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通过征税改变规则,提高金融数据的透明度,防范金融危机、巩固民主社会。
       如果要征收资本税,各国政府必须掌握及时、准确的关于资本的数据。税收有助于改善统计质量。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开始征收财产税,但税率非常低,与其说是征税,不如说是强制要求公民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收入数据,将无法客观、公正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资方可以辩解,说自己并没有把钱装进口袋了,都分给工人了,工人们是不会相信的。工人同样可以申辩,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钱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他们会要求把自己“应得”的部分要回来,甚至分掉资本家的家产。消除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数据和事实本身说话
       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法规必然会导致很多回避管制的新做法,比如,“地下银行”会盛行。这是肯定的,监管和回避监管,一直都是“猫鼠游戏”,问题在于,哪一方的优势更大。在盛行资本自由化、放松管制的过去,资本腾挪的空间一定更大,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的决心越来越大、政策工具越来越多,相关的国际协调也在加强。
       也有人会认为,强制申报个人财产的做法会增加每个人的成本,变成繁文缛节,费时费力。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像过去那样,靠个人自己填报财产,一定会出现瞒报和漏报,如何给资本定价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完全有可能得到更为及时、准确的个人财产信息,而且为个人节省时间和精力。以所得税的实践来看,一般的做法是雇主就帮雇员把收入信息上报了。美国很多州在征收财产税的时候,会由政府给个人发去信息,声明纳税人拥有的房地产数量、当时的市场价值,应该缴纳的金额,个人只需核实这些信息是否有误就行。
       从最根本上来讲,反对个人申报财产信息的最主要担心就是,政府可能会使用这些数据,侵犯到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不说,这种担心是值得关注的。政府总是比公民的个人权力更大,如何制约政府的行为,是一件极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从逻辑上讲,政府掌握财产信息,并不意味着就要干预经济自由,更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利以各种方式剥夺个人的财产。从实践中看,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法治的成熟程度,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最可靠保证。一个征税的政府,比一个不征税的政府更容易制约。征税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政府只有征税的权力,没有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不会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在前苏联那样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根本就不关心征税。连你的工资都可以冻结,哪里还需要征税?如果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要充公,怎么还能谈得上申报个人财产
       征收资本税还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央行对于金融体系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模式,有的国家,比如美国,甚至长期没有央行。结果是,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各国央行才开始意识到,央行除了发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防范金融危机。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央行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远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央行吸取了1929年股市崩盘时美联储无所作为的教训。当时美联储不仅不紧急贷款,反而提高利率。
       但是,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可以迅捷地实施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央行及时发放紧急贷款,但它无法强迫企业用这些钱去投资、居民用这些钱去消费,由于担心潜在的风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很多银行拿到央行的紧急贷款,转手就又存进了央行的账户。
       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做两项改革:第一,央行手中要有更及时、准确的金融信息,才能确保在平时更好地监督金融机构,再危机时刻更好地制定救助方案。第二,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必须和金融监管机构,比如银行、证券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财政也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实施的速度会更慢,一项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需要向全社会公布,但其劣势也是其优势,财政政策不是靠专家治国,而是靠民主政治治国。经济学中的“丁伯根问题”指出,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必须比其面对的政策目标更多。为了应对未来的潜在风险,政府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必须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