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子黄山偶遇邓小平，警卫鼓励“追啊追啊，还来得及”

        国运即我运，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国营农场副连长陈静溪因此成了复旦大学的学生。1979年大一暑假，陈静溪和同学去黄山游玩巧遇恢复高考政策的“拍板人”邓小平。合照之后，邓小平还在四人的学生证上分别签了名。        

       1978年，曾是国营农场副连长的陈静溪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一暑假，陈静溪和同学去黄山游玩，竟遇到了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邓小平。这段充满“巧合”的故事，至今令陈静溪印象深刻。

黄山“巧遇”邓小平

        1979年7月11日，复旦大学新闻系大一学生陈静溪和三位同班女同学王晓望、陶维佳、刘晓虹在黄山开始一段愉快的暑期旅行。傍晚，在黄山山底，不知谁喊了一声：“那不是邓小平吗？”陈静溪顺着声音望去，果真看见一辆没拉帘子的车开了过去，车上的人正是邓小平。

        当晚，四个学生就在黄山上的一座寺庙过夜，他们激动地想第二天邓小平也很可能上黄山。“但我们也怕封山。我们是学生，封山一天还要多付一天钱，我们还挺心疼的。”12日一早，陈静溪和三位女同学一口气爬上山。虽然没遇上邓小平，但还是疯玩了一天。7月13日，四人在前山和后山两条下山路线中选择了风景更好的前山路线。“我们猜在前山更可能碰到邓小平，那后山就不去了。”前山也是四人上山时的原路。因为赶时间，他们在上山时错过了莲花峰。下山时大家想反正没碰到邓小平，那就去莲花峰玩。

        到了莲花峰，拍完照大家已经筋疲力尽。才离开莲花峰没一会，突然有人看到邓小平过去了。“我们能看到百步云梯，能看到邓小平，但和他还是有一定距离。”陈静溪回忆当时，大家都累地跑不动，可一旦邓小平登上百步云梯，山路狭窄，大伙就必然追不上他。巧的是，邓小平一行当时正好滞留休息。为了赶上，陈静溪说：“你们把包都给我，你们去，只要帮我在学生证上签名就好。”三个女生就一路飞奔上去。当时的警卫看到这群气喘吁吁的学生还在边上不停鼓励说：“追啊追啊，还来得及。”

        终于，三个女生追上了正在百步云梯下欣赏摩崖石刻的邓小平。三人抑制不住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与他握手问好。而邓小平也十分慈祥，还同意和这群孩子合影。于是，她们就以百步云梯为背景满脸幸福地与邓小平照了相，邓小平还在四人的学生证上分别签了名。

        回学校后，陈静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检讨”。他担心毕业时这本被邓小平签过字的学生证被收回，于是立即补了一张新的学生证，还去照相馆为它拍了照。另外三位女同学也十分兴奋，说起这段遭遇都很激动。“她们饱读诗书，但有人只能在小工厂里捏纸盒子，所以她们不是一般地感谢邓小平。”陈静溪说。

从农场干部到复旦学子

        37年前，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一锤定音：恢复高考。这个决定，深深影响了一批学子，其中就包括自高中毕业就“下乡”到上海郊区星火农场的陈静溪。

        当时，星火农场隶属于上海农场管理局，是国营农场。陈静溪表现优异，又懂技术，所以当上了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副连长，既管生产又要“真刀真枪”下地种田。当时的六百亩天地，陈静溪如数家珍。农场有一个名为“上调”的制度，每年年底会有零星调回城市的名额。“每到年底，很多人想到自己又调不回去，哭得要命。”而高考，恰是回城的一个机会。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陈静溪不敢报名。“我们干部讲好留在农场不回城的，而且万一没考上，舆论压力很大。”陈静溪对高考很没把握，加上报考的老三届多且基础好，还是放弃了第一年报名。第二年高考报名前，陈静溪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年高考数学卷，“居然会做几道题。”更关键的是，在农场的好朋友都去考试了，考上的人非常开心，这对陈静溪触动很大。于是，陈静溪决定参加1978年的高考。

        在当时，复习备考“影响不好”，陈静溪是干部，每天都离不开田地，只能偷偷“温书”。好在，农场水泵房的技术工人是他的“心腹”。每天傍晚六点吃完饭，陈静溪便躲进水泵房复习功课，一直到晚上十点。而每睡到半夜三点，陈静溪会再爬起来读书到六点，然后若无其事地放喇叭喊大伙起床集合、分配生产任务。可即便如此，复习进度还是很慢。到了离高考还有三星期的时候，心急的陈静溪终于决定向领导坦白，并请三个星期的假。领导无奈地同意了。陈静溪回家复习，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家里的复习材料居然多到没有地方放。“整片硬板床都铺满资料，这资料像海一样，我每天早起看到都头皮发麻。”

        报考志愿时，陈静溪心想，考上上海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好的，尤其复旦、华师大、上师大这三所文科高校。陈静溪的父亲毕业于复旦，但陈静溪第一志愿报考复旦是因为“觉得完全没可能进，就随便把它填到第一志愿了”。考试结束后，等待的时间令陈静溪压力巨大，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结果公布的前一天，陈静溪实在受不了压力回家了，嘱咐农场的朋友有消息再电话告知。第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到下午三点还没有。陈静溪跑去中学同学家里，而这位当时工作是做春卷大饼的同学早已收到了考上的喜讯，物理还考了99分。陈静溪万念俱灰，垂头丧气地骑车回家。刚到家门遇上准备出门买菜的母亲。“她说，你的电话来了，说上了。我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陈静溪回忆道。

        更戏剧性的是，原本陈静溪想不到自己能考上复旦新闻系，只敢报中文系，却不料那年敢报新闻系的人很少，陈静溪因是党员又做过干部，就被新闻系的老师要走了。得知专业后陈静溪迫不及待地想和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回家时一车的人都是考上大学的，都异常开心。到上海后，我还奖励自己花两块钱坐三轮出租车‘乌龟壳’。”一到家，家人就催着他赶紧去小店打电话，告诉父亲这个消息。“电话那边，所有同事都围在我父亲身后，我身后也一群人。”内向的陈静溪本想让父亲回家再说，可父亲不肯，“报喜的话音刚落，我和他电话两头同时传来一阵欢呼。”就这样，陈静溪完成了从农场干部到复旦学子的蜕变，这才有了在黄山巧遇邓小平的故事。

        “那时候，谁胸口别着团徽再加上校徽就是非常光荣的事。一群女大学生并排上街，一定是有回头率的。”现今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的陈静溪感慨当年，“高考真的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