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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爷爷”牛犇的电影生涯

孙渝烽
2014-09-03 16:12
来源:澎湃新闻
有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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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电视台播放了四位“花样爷爷”去法国旅游的故事,人们对四位性格各异的老人很感兴趣,我在这里把我熟悉的牛爷爷的故事告诉大家。

        我跟牛犇相交整整有60年了,从1963年我进上影演员剧团至今。他比我才大5岁,可在我眼里他是中国电影界的小老前辈,我一直很敬重这位老大哥。

《海魂》剧照

牛犇在电影《活着》里饰演镇长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前不久我去看望他,海阔天空地闲聊中我问他这辈子拍的电影、电视剧该有上千部(集)了吧?他说没有认真统计过,以前也没有记录,从1987年不担任上影厂电视部主任后才做了一个记录。我数了一下他的记录本:从1987年10月到2012年年底,他所参加拍摄的电影、电视剧已有222部之多,不包括临时救场的友情出演。牛犇从1945年10岁开始参加第一部电影,他的多产在老一辈艺术家中可算是首屈一指了。

        在记录本上我还发现一张小条,我也如实抄录了下来:

        “这是我拍片的记录,从工作量上看我很忙,但究其收入就不是忙能忙出来的。我图的是乐,有什么比乐更让人‘乐’呢?”

(一)

        牛犇是天津人,父母早亡,是大哥带着他和妹妹一起生活。家里穷,他出生时生日记在门板上:属狗。究竟哪年出生?直到解放后1952年全国第一次普选时才搞清楚生于1935年。

        当年大哥带着他和妹妹在北京谋生,住在同乡大院,生活十分贫困。大哥好不容易经同乡帮忙在汽车厂做帮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学会开汽车,进了中电三厂(北影厂前身)。哥哥每天开车接送演员化妆拍戏,当时牛犇和哥哥妹妹也住在中电三厂前院,很多演员都住在大院里。牛犇人虽小可很机灵,帮大家跑个腿买个东西,演员晚上出去他还帮着照看小小孩。当时谢添也住在大院里,牛犇常帮谢添的自行车打打气,谢添也挺喜欢他。

        三厂要拍电影《圣城记》,片中需要一个村童,谢添就把牛犇推荐给沈浮导演。谢添一路上叮嘱牛犇别紧张别害怕,牛犇直点头。进了厂办公室牛犇也不坐沙发上,一蹦坐在沙发扶手靠背上,谢添一愣,可沈浮一看就喜欢上了牛犇,可爱、放得开。这个角色就定了下来。

        《圣城记》正式开拍,牛犇演的村童名叫小牛子,演日本鬼子的是韩涛,他也住在三厂大院里,平时挺和善,牛犇天天和他见面。导演让牛犇演出怕韩涛的样子,牛犇怎么也怕不起来只想笑,试拍了好几条都通不过,沈浮直摇头。在一旁的谢添可着急了,冲进拍摄现场给了小牛犇一巴掌,小牛犇一下子委屈极了,耷拉着脑袋再也笑不出来,沈浮一声“开麦啦”,这场戏顺利通过了,大家都挺满意,沈浮说:“好好,小孩表情不错。”谢添过来一把抱住了小牛犇,他这下哭开了。谢添对他说:“你看看有这么多人在等你,拍不好戏将来长大了怎么当大明星?”就这样谢添一巴掌把牛犇打入了电影这门行当。

        牛犇本名叫张学景,当时电影界演员单名很多,因此牛犇也让谢添帮他改个名字,谢添说:“咱们平时都叫你小牛子,干脆再加上三个牛,叫牛犇吧!”这就是“牛犇”的来历。

        2004年当谢添去世的噩耗传来,牛犇正在山西拍《白银谷》,听到消息后一下子血压升高晕了过去,送当地医院抢救。牛犇说,“我这一辈子都感谢谢添对我的关怀,几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至今我一直深深怀念着他。”

        从《圣城记》以后,十岁的牛犇在北京参加了多部电影的拍摄,因为年龄太小还闹了个笑话,有人问他:“小牛子在干什么?”他挺神气回答:“我是中电三厂的‘鸡巴’演员。”把大家乐的,后来制片主任纠正他说:“应该说是基本演员。”

        1947年,当张骏祥导演受香港永华电影公司邀请拍摄电影《火葬》时,主演白杨推荐牛犇出演剧中小丈夫一角。牛犇跟着公司到香港拍了更多的电影。当时他住在长城影业公司,每天都去看《清宫秘史》的拍摄,把西太后和李莲英的台词全记住了,经常表演逗大家乐。

        1952年牛犇跟着大光明影业公司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了长江影业公司,牛犇又应邀去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的拍摄,谢添是主演。拍完《龙须沟》又回到上海,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一直拍戏至今。近七十年的电影生涯,他跟很多导演合作过,从沈浮开始,有王元龙、汤晓丹、梅千、张骏祥、吴祖光、李萍倩、徐昌霖、卜万苍、程步高、朱石麟、叶明、费穆,后来谢晋拍《红色娘子军》、《牧马人》,还有张艺谋拍《活着》,可以说牛犇从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开始,与每一代导演都有过合作。

谢添与牛犇   孙渝烽 供图
牛犇与谢晋    孙渝烽 供图

(二)

        牛犇不仅演戏认真,塑造人物出彩,他的手特别巧,爱琢磨也是出了名的。上影演员剧团演过很多话剧,为了让演员有更多的锻炼机会,还成立了小分队去工厂、农村演出。舞台上很多生活道具都出自牛犇的点子,他和剧团道具桑克正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60年代当时学习雷锋好榜样,永做革命螺丝钉,牛犇用纸浆做了一个大螺丝钉,街头演出效果极好。演话剧时上的菜,如《相亲记》中的虾仁面条都可以乱真。更绝的是他在碗底下放一个汽水瓶盖,盖子里放上艾叶,点着就会冒烟,这样端上来的面条显得热气腾腾,令人叫绝。更让人吃惊的,舞台上成桌的菜都是用蜡和刨花做成的,可以轻装上阵,用个大马夹袋就可以把成桌的菜装在一起了。

        “文革”中,当红卫兵开始抄家时,牛犇把一大抽屉和爱人通信的情书打成纸浆,因为烧是不行的,会冒烟,会让人发现。他用贴大字报剩下的浆糊做成一个毛主席的头像,和硬币上一模一样,沿耳朵边做了一扇门(正好是脸部突出的那一块)。抄家盛行时,他干脆把妻子的金首饰、一些纪念品统统装在里面封好,挂在墙上。后来他进了“羊棚”,把这个头像带到厂里去,挂在办公室墙上,成了工军宣队带领大家请早示、晚汇报的象征。直到后来去染化八厂战高温劳动,他才把头像抱回家。

        另一个绝活也是人们想不到的。“文革”中牛犇收集了几千个空火柴盒,把空火柴盒一个个串起来最后拼成一个圆台面,用牛皮纸贴起来上了清漆,家里来客人,人多时就用这张圆台面,我在他家见过这件工艺品,又轻又实用。

(三)

        “文革”前牛犇住在建国西路,说起房子,牛犇十分感慨,他没有想到上海的住房会如此紧张。1952年他从北京来到上影厂,当时为了照顾他,特地分给他西康路30多平方米的一大间住房,他一个人住着感到太冷清,又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把房子交还电影局里,主动提出住在瑞金路150号集体宿舍和大家在一块儿热闹又亲近。

        后来住在建国西路,这是一位老演员转租给他的一间房子,沿马路又离电影厂近,当时很多老演员骑车上班都会经过这里,赵丹也是这样。赵丹上下班经过牛犇门前就在底下叫:“小牛子在家吗?”牛犇一听这叫声就知道谁来了,在窗口应一声:“在呢,上来吧。”

        牛犇很喜欢厨艺,在那艰苦的年代,他总能够变着法儿炒几个可口小菜,还常备花生米、皮蛋,又爱收集好白酒。他的小屋成了大家谈艺术、谈人生、海阔天空神聊的好去处。没想到这种好日子被“文革”冲破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牛犇眼看着一个个老艺术家被揪出来关进牛棚,以莫须有的罪名可以整天批斗他们。牛犇熟知这些老一辈都是德艺双馨的好人,他的童年,他的成长都得到这些老艺术家的呵护和关怀,所以面对他们的遭遇,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的人被迫害致死:上官云珠走了,郑君里走了,徐韬走了,关宏达走了,韩涛走了,张友良走了……

        赵丹一次次地被批斗,被戴上“混世魔王”的大帽子,他心直口快的一些玩笑话也成了他被批判的理由。往年春节去部队慰问演出,当地的最高首长肯定会出来接见演员们,把大家当贵宾接待。赵丹跟演员开玩笑说:“咱们这些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戏子,在新社会可往往见官大三级。”这句玩笑话也成了赵丹目空一切凌驾党之上的反党罪证。牛犇说,在那个年月没理可讲,任何屁大的一点事都可以上纲上线把人往死里整。

        牛犇告诉我,“文革”中他被派到上海染化八厂去战高温、接受再教育,每周休息一天,他总抽空去湖南路8号赵丹家转转,有时也去谢晋家转转。有一天他散步来到赵丹家门口就进去看了一下,黄宗英对牛犇说:“进来,你看谁回来了。”他进门一看,屋子里坐着一个胡子拉碴、很瘦弱的人,原来是赵丹。两个人激动地抱在一起,泪流满面。牛犇跟赵丹说:“你等着我去去就回来。”牛犇回家翻腾,把家里唯一的一只鸡、一盆万年青,还有一瓶莲花白酒,这三样东西拿到赵丹家,对赵丹说,这鸡给你补补身子,这万年青是祝你长生不老、艺术长青,还有这瓶莲花白,以前是皇帝老子喝的,今天咱们两人来享用。幸亏周总理保护了赵丹,他才能暂时回家,不然他肯定会死在牢里。赵丹当时患严重的糖尿病,人瘦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在牢中每天如同狗一样趴在地上吃饭。赵丹感叹说:“这辈子我总算什么样的生活都经历过了。”

        牛犇说后来赵丹去了奉贤“五七干校”,他仍在染化八厂,他俩总想凑在一块儿休息去黄山玩玩,可怎么也凑不到一块,黄山也没有去成,赵丹后来画了一幅黄山天都峰,表示他们两人都去过黄山,还登上了最高峰——天都峰。

牛犇怀念赵丹  孙渝烽 供图

        1976年的一天,牛犇要去上夜班,上班前去看看赵丹,一进门赵丹就很高兴说:“小牛子,你来得正好,朋友给我送来螃蟹,我给你留了两个。”正当牛犇准备吃蟹时,敲门进来了两位北京的朋友看望赵丹。他们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要倒台了!牛犇把螃蟹让他们吃,他俩分吃了一个,牛犇吃完一个赶紧出门赶去厂里上班。赶到静安寺换乘公交车,这时街上已经很热闹,已有大横幅出来,“打倒四人帮”。牛犇说,我从来没有上班缺席过,那天实在耐不住了,就一直沿南京路走到外滩。

        牛犇说,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想得很多,突然又有些担心:打倒“四人帮”,大快人心,会不会也有人心存不满,赵丹会不会再遭人迫害?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好朋友,牛犇知道这朋友家里有一个很深的阁楼,牛犇对朋友说:“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我带赵丹到你这阁楼里藏一藏没有人会知道。”朋友说这没问题。幸好打倒“四人帮”,一切很平静,赵丹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打倒“四人帮”后赵丹彻底解放了,还补发了工资。有一天赵丹交给牛犇两万块钱,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后来人们拼命争着要成为“万元户”呢。赵丹对牛犇说:“你看看我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这笔钱你做主把我家收拾收拾,治家方面你是个内行。”

        牛犇说这是赵丹对他的信任。他知道赵丹一生最喜欢三样东西,一是画画;二是对着镜子表演,审视自己的表情动作是否合适;三是弹吉他。牛犇把赵丹的房间整修了,窗帘全换新的,沙发也翻修了,买了一块大镜子,最后还为赵丹设计了一张大桌子。赵丹有祖传的宽一米八的宣纸,幸亏藏得好,“文革”中没有被糟蹋。牛犇设计了一张长一米九、宽九十厘米的大桌子,赵丹对这张桌子很满意,在这张桌子上画了很多幅画。

        赵丹晚年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演周总理,他给了牛犇一张定妆照片,和总理非常像,这个心愿最后未能实现。

        牛犇至今谈及这些往事还是感到十分心酸。他说一直忘不了赵丹对他的教诲。赵丹常常鼓励牛犇:“小牛子,最近这个戏演得不错,很真实,很动情,让我也感动了。”1957年在拍《海魂》时正好遇到评级定薪,当时牛犇闹情绪感到自己定级太低。赵丹语重心长地对牛犇说:“演好戏是主要的,不会因为你的级别高低而定你的戏好戏坏。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是因为你的级别,而是你的戏演得好不好。别闹情绪了,好好演戏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事一定要看得淡一些,小老弟记住我的话。”这席话牛犇终生难忘。

(四)

        牛犇演戏认真是出了名的,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不管戏多戏少总要人物出彩。他读剧本很认真,首先要让角色的台词说人话。在征得导演的同意后不断修改自己和对手的台词,做到既符合生活又符合人物性格。由于生活积累丰富,他总会给自己的角色设计一些符合人物身份的生活习惯动作,所以凡是和他合作过的导演常常会想到他,让他出演剧中的人物,为影片、电视剧增色。

        牛犇拍戏多受伤也多,给他看过病的老中医说:“这老头不缺钙,骨头挺硬的。”在拍《风吹风铃》时,他主动把一匹温顺的驴子让给演他傻儿子的演员骑,自己骑一匹驴子。在拍“抢婚”这场戏时,拉驴的人自顾自看拍戏没有抓住笼头,结果驴子受惊,牛犇头朝地一头栽下来,肋骨断了两根,颈椎骨裂,胸骨错位,牛犇当时就休克了。可他醒来第一句话是:“导演,给你添麻烦了。”

        牛犇伤势很严重,但为了不耽搁剧组,他忍着剧痛,打了麻药用救护车送到拍摄现场把剩下的近景戏拍完。麻药只能维持四小时,时间很紧张,有两个医生跟在身边。其中有一段戏,牛犇要自责,打自己耳光,导演说可以不打,牛犇不愿删戏,他让摄影师把画面拉宽。正式拍时牛犇打自己耳光一下、两下、三下,医生一看不行,上前阻止,说如果二次受伤会终身残废的。后来牛犇在床上整整躺了九个月。

        在拍《真假大侠》时,牛犇的手腕也因为两名战士无法拉住警犬而摔断了。13天后他带着伤又参加拍戏,拍戏时请了一位骨科医生跟着,如果手腕再断了,接上再拍,这够冒险的。戏拍完,医生一检查骨头错位了,只有一个办法:开刀,重新接。牛犇的手腕现在还有点歪。

        牛犇拍戏受伤的事还多着哪,在拍《猴娃》时腿摔断,拍《矮教练与高中锋》时,导演的失误使他掉进黄河差点被水冲走,幸亏牛犇还会点水,才被救上来。牛犇是个乐天派,还笑着说:“母亲河啊,黄河!母亲怎么会不吝惜儿子的生命啊!”

(五)

        牛犇告诉我,1995年上海电视台曾经为庆祝他六十岁生日,组织了一个活动,让他永生难忘,也是对他从事电影事业的一次极大鼓励。六十个少年儿童为他献上六十朵玫瑰花,为他祝贺生日。当时的主持人张培(她已英年早逝)代表广大电影观众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观众想请您说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观众喜欢的演员,您有什么经验吗?”牛犇望着戴红领巾的少年以及很多年轻演员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首先你们真的爱电影吗?真的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吗?如果是真的,那就要准备好为这个事业作出奉献、作出牺牲。这也是那些曾经关心我、爱护我的前辈们所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心目中的小老前辈——牛犇,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还将继续奋斗在电影战线上,奋斗在演艺生涯上。他告诉我目前手上已有三个剧本等着他去拍摄。祝花样爷爷:天天快乐,健康长寿。祝他艺术长青! 

(作者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

牛犇和和本文作者孙渝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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