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新潮︱在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必须“向野蛮看齐”

“现代史偏偏打上门来”

        在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当中，女主角盛九莉曾经抱怨道：“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偏偏打上门来。”“不喜欢”源于文化优越而产生的自负，而“偏偏”一词则又意味着不得不接受的那份屈辱。强烈的情感落差当中，连接着因西力东渐“打上门来”，却又无力还手的一段痛史。

        女学生当日那种复杂心绪与敏锐感知，较之当日士大夫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熟语，或许更为真切。通商口岸与不平等条约，带来了小女人的叹息和大时代的新陈代谢，也让“门里”的读书人重新打量“门外”的世界。

“天下”裂变为“万国”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糅合了地理观念与政治认知的外部世界，其实不完全是陌生的概念。但或许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当道光皇帝盘问“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的时候，传统的“天下”观念才由战争打开缺口，裂变为对于“万国”的新鲜体验。

        梁启超回忆，18岁那年（1891年）经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作为晚清以来广泛传播的新学之一，地理知识也从沿海向内陆逐步扩张，在读书人心头划下深浅不一的痕迹。1908年，在江西萍乡读小学的张国焘，除了“确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型的”，还知道“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四年后的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惊奇地发现，在这张巨大的地图上，中国只是偏居一隅，长沙不过一个小点。而自己的老家——韶山，在世界地图上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据湘籍历史学者陈旭麓考证，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当中，“洋”开始取代“夷”，出现在正式文本当中。较之古代中国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呼周边族群，“洋”字的客观表述，已让鄙薄之意大为淡化。或许可以说，从那时起，至少在政治外交场合，晚清中国开始尝试与“万国”平等对话。

        然而，同一时段里，战争胜利者“打上门来”的“世界”步步进逼，反衬晚清中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外来的这个“世界”面前节节败退。钱钟书为钟叔河编订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所作序言，最为精妙：“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

        如果说，从“夷”到“洋”的退让，还只是放低身段、委曲求全的话，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诸国为“文明”，而自己为“野蛮”之时，“世界”带来的观念震荡，的确相当剧烈。

        因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吁求背后，其实是自身旁落于外部“世界”的现实。难怪钱钟书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无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

黄白合种，方能救国

        晚清读书人破天荒地以“千年”这一长时段，描述门外“世界”天翻地覆的巨变，的确独具眼光。既然“世界”无法回避，中国如何在“世界”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当时一种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中国人在人种上不如西方，未来只有与西方人士“合种通教”，方能转弱为强，融入世界。1902年，梁启超兴奋地宣称，20世纪将是“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

        易鼐也在《湘学报》上，极力宣扬通过“黄白合种”提升国民素质：“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与此相对，伴随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彻底排外，则代表了另一种对于“世界”的极端看法。

        周作人曾经回忆：“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糊）涂得很。”中西新旧之间，同一时空中不同读书人心中的那个“世界”的形象，竟然如此纷繁多歧，确实远超后人想象。

“向野蛮看齐”

        不过，正如蒋梦麟所看到的，“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所以，中国人虽然极力“走向世界”，但对于这一目标仍心存疑虑。

        湖南湘潭人杨度注意到，当时世界诸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其实，这并非杨度的个人观感。游学欧洲的王韬早前就说过：“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颐指气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迩。……彼一味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章太炎也斥责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因此杨度索性主张，中国也不妨“向野蛮看齐”，来实现“并立于野蛮世界”的目标。

        然而，支配“野蛮世界”的是“弱肉强食”的逻辑。因此，这样的世界注定是一个铁血横行道义沦丧、只认成败不讲是非、崇尚蛮力漠视文明的“丛林世界”。

        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在胡适看来，世界固然由“万国”铸就，但是，为了“我之国须陵（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陵（凌）驾他人之种”，无视“国中人与人之间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的行动，背离了文明的普世价值，既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也是世界之“大患”。而真正的爱国者，必然相信“万国”之上有人类，强权之上有公理。青年胡适将古老中国比拟为“睡美人”，而不取拿破仑眼中“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的“睡狮”，也正是相信“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

        胡适作《睡美人歌》过去百年，在20世纪大潮中载沉载浮的中国，今天已经发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咏叹。回望百年以来，由“打上门来”的现代史所引发的对于“世界”的想象、体验与言说，中国读书人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