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故意误读了东京审判中的印度法官帕尔

   

达宾诺德·帕尔是印度的法律学者、律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

        “我们也没有忘记帕尔法官的作用”，据日经新闻与日本共同社9月2日报道，在日本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在9月1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晚餐会上，主动提起了帕尔法官的话题。而在之前的日印首脑会谈中，莫迪也说过“日本人都知道（帕尔法官）”，以强调印度和日本的历史关系。在1946年—1948年的东京审判上，代表英属印度的法官帕尔曾提出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观点。

　　今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举办的“光明·元济讲坛”不久前举行了第一讲，主题就是东京审判，其中关于帕尔法官问题，两位主讲者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都认为，日本右翼对帕尔的解读有误导。        

        拉达宾诺德·帕尔（1886年1月27日－1967年1月10日）是印度的法律学者、律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帕尔认为这次判决是不公平的，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少数意见书”，虽然他承认日军有进行屠杀，但是他亦认为这只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他最终认定所有十一名甲级战犯无罪。东京审判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其中就包括帕尔。在最后的审判中，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帕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帕尔去世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亲发唁电致哀。

        在季卫东教授看来，东京审判出现了若干个法官提出异议不是坏事，“不是说法官有意见了，法律上就有问题。我觉得恰恰相反，说明他的确是一个审判。如果是胜者的审判的话，是可以直接制裁的，我们知道迄今为止所有胜者的审判都是直接制裁。但是经过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律师为他辩护，有这么多法官持不同的意见，恰好证明了它是文明的审判，至少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但日本右翼夸大了印度法官帕尔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情况是，尽管帕尔对东京审判中的战犯处罚结果提出过异议，但他的“异议判决书”承认：“日本武装部队的成员对被占领土平民及战俘所犯下暴行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另外，“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是残暴的，这样的暴行在差不多3个星期内是非常惨烈的，并继续在总计6个星期中很严重”。这与日本右翼所称的“印度法官认为日本是无罪”的论调不符。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认为，帕尔在日本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东京靖国神社、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广岛本照寺、富山护国神社等处都有他的纪念碑，他的“甲级战犯全员无罪”的主张，早在东京审判判决之前已为被告方所知。

        东京审判后，多数意见就形成了后来的判决书，而日本在1952年就出版了帕尔的“少数意见书”，程兆奇教授认为，日本方面愿意把他的结论称为“判决书”，“实际上无非是为了高抬印度法官帕尔。帕尔是一个强势的法官，他在法庭上的意见就是辩护方的意见。”但日本学者中里成章在他的新作《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里认为，帕尔在日本被炒得火热，“我们把他符号化了，他成了日本右翼大护法。”程兆奇教授认为，如果深度解读帕尔的判决书之后会发现，日本右翼也有误导的地方，“首先帕尔没有讲过日本的暴行不是暴行，他说，是因为同情日本才觉得日本无罪。”

        日本学者牛村圭有一个观点，在东京审判问题上，“美国右翼欢迎日本左翼的史观，美国左翼欢迎日本右翼的史观。”他还认为，“的确，帕尔试图……独立地审判日本。然而，正如他谴责日本战争犯罪时所表明的那样，他并非支持日本。他决定表达他的观点是因为他热爱绝对真理，并非他赞成日本。”通过解读《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一书，程兆奇教授发现帕尔实际上也有“正面”的地方，“对我们而言，帕尔最值得看重的是他对西方的强烈批判。参与东京审判的荷兰法官罗林活得最长，他曾说，帕尔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亚洲人的亚洲拨动了他的心弦。帕尔有一个心结，他说日本对亚洲做的不是和欧洲对亚洲做的是一样的吗？”

        在季卫东教授看来，这也是帕尔为日本战争罪犯做出的最大辩护，“就是说当时日本所做的和欧美的殖民主义者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你们可以这样做，日本为什么不可以。实际上欧美在东南亚都进行了这样的殖民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提出的口号恰好是亚洲人的亚洲，对他而言很有共鸣感。”但在中国和韩国、朝鲜方面看来，事实恰好不是如此，季卫东教授认为，“如果你要解放亚洲，怎么可能会对亚洲民众采取这么残暴的手法？这一点使得自卫和解放亚洲得到了一个驳斥。”

        所以，程兆奇教授认为，对于帕尔，“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首先要把日本右翼的误导这层揭开，还有就是注意过于情绪化的这些东西，因为帕尔所在的印度也被殖民了许多年，然后才这样讲。”季卫东教授也认为，帕尔的观点确实跟当时印度的处境有关，“印度人长期受到英国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对欧美有非常敌视的心理，任何对欧美殖民统治进行批判的言论，印度都会有一种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