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缓医患关系,骂医生没有用

缪佳

2014-09-03 17:1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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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纠纷是个老话题。说它“老”,是因为在大量媒体报道、密集学术研究、政府和医务系统重点关注后,它依然顽强存在,大有顽疾之征。那么医患冲突的症结究竟是什么?患者、医生、院方、学者、大众、政府的见解各有侧重。但这些见解有一个交集,叫做“制度”。
信任崩塌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关系的一般特征——沟通,协作,相互依赖。医生和患者的利益本应是一致的:患者需要医生帮其恢复健康,医生希望治愈患者而维持生计、获得声誉。然而医疗制度如果配置资源时不合理,就会导致双方利益不一致,妨碍充分沟通和坦诚协作。例如,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优质资源高度集中于三甲医院,使这些医院人满为患,病人排队一上午,只能和医生说三五句话,有时自己尚未理解病情病因,就被告知治疗方案。医生也有诸多苦处:接诊量之大,去趟洗手间也会迎来候诊病人哀怨的眼神。极其有限的沟通,埋下了误解和冲突的隐患。
       此外,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化方针,对医疗系统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当医院需要努力赚钱养活自己的时候,过度医疗就必然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医保制度一直在发展,覆盖率和报销比例都在逐渐提高,但是个人医疗开支仍然居高不下。许多病人来到医院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身体、精神和经济上的巨大焦虑。加之频频出现报端的医患纠纷,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便在对社会不公、道德缺失的广泛谴责中迅速发酵。
       当医生开出一个处方,病人心里可能会怀疑:是这个问题吗?需要做这个检查吗?需要用这个药吗?医生从这个检查或药里面吃了回扣吗?手术不成功是因为没有送红包吗……与此同时,医生也在提防病人。一位在医院工作多年的医生告诉笔者,经过多年历练,他已具备一双火眼金睛,对于可能是“刺头”的病患或者家属,他会想办法巧妙拒绝。同样令人惋惜的是,许多医务人员都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而他们的子女,并不会像电视剧中那样,说出“我的爸爸/妈妈是白衣天使,我从小看着他们救了很多人,我长大了也要当医生”这样感人的话语。相反,他们会说“我从小看到爸爸/妈妈在医院里的辛苦和难处,我长大了干什么都不干医生。”这绝不是个案。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虽然我国的专业职业比例在近15年来呈现快速上升之势,但是医疗专业人员的增长比例明显滞后。医患关系恶化,使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更加稀缺,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医生不是天使,医学远非全能
       站在制度的角度,短时间内解决医患矛盾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然而,制度之外是否还有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空间?是否有一些基本事实,被我们不加思考地用来衡量医生或者对待患者,而实际上它们本身就应该被质疑被反思?这些问题涉及到医患关系中更深刻的部分:价值和伦理。
       很长时间里,我们是如此热烈地谴责制度,而忽视了我们与医生的一次次亲身互动,我们亲历的疾病体验。而医生在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工作中,在日日目睹大量生老病死中,也常常忽视了患者作为人,而并非仅仅是疾病载体和医疗对象的属性。如果我们从制度批评中退回来,将医生和患者视为两个普通人,将疾病和治病的过程视为处理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首先,医生不是白衣天使,他们只是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人。“白衣天使”承载的本是对救死扶伤的尊敬。但是随着医学科技发展,在无所不能的科学主义的诱导下,这种尊敬渐渐转向了期待甚至是要求。但事实上,医生只能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患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开展治疗。治疗效果不仅仅取决于医生的医技和经验、医院设施,也依赖于患者本来的身体状况、依从性,甚至包括患者家属的决定。在医务人员严格遵循医疗规程的前提下(例如没有操作不当引起的医源性感染甚至危险),患者及其家属应该接受治疗有风险甚至会失败这个基本前提。换言之,我们应该对科技的局限性和人体的复杂性有基本认知。
       20世纪初抗生素发明的时候,医学界曾一片乐观,认为人类最终能够克服一切疾病。但是这个乐观论调很快就被疾病的转型浇灭了:当慢性疾病取代恶性传染病,成为人类的首要致死原因,疾病控制和治疗都进入到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医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一直在改写绝症的名单,尖端科技的步伐不断扩展着我们已知领域的半径,但同时也将更广袤的未知世界展现出来。医学界的翘楚们早已开始向谦卑回归:医学尽管日新月异,但我们对于人体的理解仍然很有限。但是许多普通人对医学的理解却依然在科学主义的大道上疾驰,认为有治疗方法,便能治愈疾病。
       事实是,诊断和治疗的程序可以标准化,但真实的临床判断和病患个体是永远无法标准化的。具体来说,对于成熟的手术,那99.9%的成功率,是建立在大样本统计基础上的,它的意思不是说给特定的患者做手术,有99.9%的成功率;而是说,做1000例手术就会有1例失败, 每一次手术,都有风险成为那失败的一次。那么成功率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在于:将手术的风险和疾病的风险进行比较。手术是对人体的侵入,本身也会带来健康受损的直接后果。但是如果疾病的风险大大超过手术的风险,尝试这种风险就是值得的,所谓两权相害取其轻。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有对医生的理解和包容。
把患者从化验单上的数据还原为人
       不仅医生需要被还原为人,病人也需要。病人不仅仅是治疗对象,他们是深受疾痛折磨的、有基本尊严的人。越来越细的学科分支,越来越专业的检查设备,以及诊室外常年绵延的队伍,有时会让医务工作者忽视了这个基本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医学分科已经如此细致,例如,内科根据不同的器官系统进一步分为若干个次分科,像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肾内科等等,器官正在取代完整的人成为主要的研究和治疗对象。在培养医学院学生时,如何树立整体观,进而建构起具有共情心的临床医学伦理,已经广受关注。此外,随着检查设备的广泛介入,医生和病人在疾病诊断方便的直接联系大为减少。“问诊”这个环节本是医生和病人深入交流的第一步,而如今这个环节多被机器检查所取代,成为病人和检查仪器、医生和检查仪器的交流。今天很多的医学专业毕业生,其实已经不会使用挂于胸前的听诊器。而中医专业的学生,同样不具备望闻问切的基本功。医生固然有这样做的理由:仪器可以检测很多肉眼不可能观察到的指标。但是这样也阻碍了医生的共情心的形成——病人的生活和患病经历被忽视,他们的痛苦干涸成了化验单上的数据。
       医学伦理课程是每个医学院的必修课程,“尊重、受益、无伤、公正”的理念出发点,正是承认患者作为人的完整性和基本尊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快节奏高效率的医疗过程,使伦理之树还未成长,就凋萎在医患关系的贫瘠土壤里。
有限的人,完整的人
       其实,医生只要将病人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人,视为深受疾痛折磨、充分依赖自己的同伴,体会病人的感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多一点点问询和沟通,就可以缓解病人的疑虑和紧张。在美国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医技没有系统提高的前提下,增加医生和患者的沟通就能显著改善病人的满意度。这正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了那句经典的医学伦理学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学不仅仅是技术,它是关于人的艺术。疾病来袭提醒我们生命的有限和脆弱,和疾病相处的过程,常常也是我们反照自身的过程。我们可以求助于医生减轻痛苦,但是他们并非全能天使,我们需要包容他们的有限性,就像包容自己的有限性。医生治疗病人时,眼里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疾病,而应该是完整的人:他/她处在一张社会关系网中,是某人的父母、子女或者爱人,他/她渴望健康,惧怕疾病和死亡,对医生有所期许。仅仅是耐心的倾听,细致的解释,言语的安慰,出自医生的口中,也可以极大缓解病人的焦虑和痛苦。和谐医患关系,不仅仅关乎制度。
       (作者缪佳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在读博士生,关注医学社会学及公共健康话题。)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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