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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教师|人大周濂:不光要有理论还要有参与公共讨论的勇气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欧阳江晨
2014-09-15 16:14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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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椒”是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昵称,这个群体,工资不高,工作热情却很高,他们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是多向度的人类,我们选择了他们中的几位介绍给大家。 人大哲学系教师周濂的读书课被硕士生称为“镰刀会”,周濂说:“老师从来不是船长,而是导游,导游告诉你哪些道路宽广,哪些风景曼妙,但船长决定这艘船最终驶向何方。”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周濂 贺子清 图

        

        9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周濂穿着粉色的T恤、牛仔裤、板鞋,背着双肩包往图书馆走去。他提前十分钟来到讨论室,这是新学期他的第一节读书课。

上课记

        该课被他的硕士研究生们称为“镰刀会”,学生们以此为名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在该群发布上课时间地点及分享读书资料。学生们建议周濂也加入该群。“周老师说‘我加入后你们说话不方便’就没有加了。”人大研二的学生胡婧怡介绍。

        读书会阅读的是约翰·托马斯(John Tomasi)的 《自由市场的公平》《Free Market Fairness》。作者试图在自由意志主义和平等自由主义的争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我昨天刚看到一篇文章,文章结尾讲自由市场和公平市场是可以共存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今天我们刚好讨论到这个话题。”周濂打开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放下手中的英文原著开始讲课。

        他介绍,香港学者陈冠中在2013年年底共识网发表了文章《新左翼思潮的图景》,此后周濂在今年4月与陈冠中就新左翼思潮做了对谈。

        大的背景介绍之后周濂指出,自由意志主义和平等自由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双方对自由的定义不同。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自由都可以还原为或者归结为经济自由。公平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定义则丰富得多,在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就有五大自由。

        周濂不断引用罗尔斯的观点。他指出公平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在自由权的内容和理论的根据方面有很根本的争议。

        “在今天这个时代,理论工作者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其次还要有介入社会公共讨论的勇气。所有政治哲学都不仅仅是书斋章学,一定要直面回应当下的政治难题。”周濂抛开书本谈到如何治学。

        “作为哲学院的研究生、理论工作者,我们的工作除了介入公共讨论,更重要的是在概念和理论上来爬梳它的来龙去脉。”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写文章、参与讨论,周濂把公选课都排在了下学期。分析了几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之后,他总结,选这本书对论文写作有帮助。比起上学期逐字逐句读罗尔斯,这次则不是精读。“该书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典。无论是思想的密度和浓度都不值得用这样严肃的方式对他表达敬意。”周濂说。

        分工之后,学生开始读,读过英文之后开始讲解。“如果罗尔斯遇到这个问题会怎么考虑。”周濂提问。学生回答之后,他引用罗尔斯的观点,并比较哈耶克的观点。

        “读书要学会把一本薄书读厚,把厚书读薄。”周濂就着刚才的阅读开始介绍读书方法,“我年轻的时候很善于把薄书读厚,看到一段话,我就站起来转几个圈‘讲得太精彩了’,一页纸能让我想半天。”学生们跟着笑。

        读书会继续进行,周濂对每个学生的翻译进行点评、鼓励,不时在电脑上做着笔记。他对哈耶克和罗尔斯的作品烂熟于心,不时指出应该参考两人的哪本书的哪些章节来对着读。

        读书会一直进行,直到一位同学走出教室,周濂才意识到需要中场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他建议提前半小时结束——为了照顾赶着上课的学生可以抽空吃到晚饭。

反对“男神教师”称号

        周濂1974年生于浙江,从小的志向就是当一名新闻记者。1991年他考入北大,毕业后圆了儿时的梦想做了一名记者。但七年的北大生活已悄然改变了他的初心,让他对学术生涯充满了向往。2002年,他选择读博再次回到了象牙塔。博士毕业后他选择了到人大任教。

        “在高校任教可以经常和学生交流,通过教学相长能促进我的学术研究,并让我保持年轻的心态。”如今已经当了九年老师的周濂,在人大青年公寓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分享当老师的妙处。由于是阴天室内开着台灯,书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本英文原版书——罗尔斯的《正义论》。周濂的背后是一个放得满满当当的五格书架,对面桌子上点着的炉香冉冉升起烟雾。

        事实上,年近不惑的周濂看起来确实很年轻。从小学到研究生他一直都是篮球队队员,常年的锻炼让周濂的身材看起来结实匀称。

        胡婧怡介绍,“周董(周老师)年轻有活力,迎面走过来我都认不出来,老以为他是校园里的学长,直到周董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才能回过神来,赶快喊声‘周老师好’。”由于外形俊朗、有活力,周濂一度被认为是“哲学院最帅的男教师” 。 胡婧怡在没上周濂的课之前就听到这样的传闻。

        周濂甚至还被学生称为“男神教师”,但他本人很反感此种说法。在采访中甚至表示如以这样的角度操作就建议不要写了。“我不喜欢‘男神’这个说法,就像我不喜欢‘粉丝’这个说法一样,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对平等个体和个人尊严的扭曲,是一种让我感到生理和心理不适的自我矮化或者神化。”周濂表示。在他看来,“粉丝”这种概念缺少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他一直强调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事实上,让周濂广受学生欢迎的并不是“男神教师”这样的噱头,而是他对学生作为平等个体的尊重。让学生胡婧怡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公选课有学生提问,周濂都会先问一下学生的名字,然后在称呼了该名字后再回答问题。“我想每个学生都想获得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我不想让这些孩子大学四年都没有得到过老师的认可。”周濂在其专栏集《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特别提到那些大学中渴望被老师关注的“无名氏”。

老师就像思想的导游

        周濂经常和学生强调“哲学问题和人生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长者或者一个前辈把一个现成的答案扔给你,就OK了。“这需要你自己通过非常艰辛的努力和寻找,才会发现答案。老师就像是思想的导游,他的作用在于给学生展现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提供一点经验,做一些点拨。”

        一个月前,周濂的学生回来向老师求助。该生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因为经常和政府做生意,涉及很多利益纠葛。当中的一些复杂情状和他在学校所接受的理念完全相悖,这让他颇为纠结。在人大的咖啡馆里,周濂仔细听学生讲完。“我能做的就是充分理解他的困境。”周濂同时告诉学生,“你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从此进入到这个游戏规则当中直至彻底被吞噬。如果你觉得和魔鬼做交易是可以的,你不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辗转反侧,那你就去跟魔鬼做交易。如果你觉得那是你不能接受的,那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有很的多空间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且让你的生活过得不那么差。”但对于该如何抉择周濂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电影《死亡诗社》中,学生尼尔为了和父亲抗争选择了自杀,自杀前他找到“船长”基廷,得到的建议是“你认为对的你就去做”。在周濂看来,尼尔自杀当然不能归咎于基廷老师,但他觉得在这场冲突中基廷老师也许可以做得更好。“他不太考虑后果的问题和外在的社会环境的不友善,我会想得复杂和多维一些。如果换成是我,就会更积极地介入尼尔和父母的冲突之中,我会用更柔软的方式处理这个事情。我会告诉尼尔,如果你暂时无法对抗你的父母,未来你依然有机会实现你的梦想。没有必要把那一刹那当成一个非此即彼的决绝选择。”

        “我理解甚至欣赏这种源自于本能的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但是我并不推崇和鼓励之,因其脆弱易折,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终将沉入时间的河底,我希望青年人能够通过理性反思和现实锻炼最终自我塑造出更加成熟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老师从来不是船长,而是导游,导游告诉你哪些道路宽广,哪些风景曼妙,但船长决定这艘船最终驶向何方。所以基廷不是船长,只是导游,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自己的船长。”

 “他对理论的关切和把握一直保持在最前沿”

        “大概十年以来,我一直在看他的论文,可谓神交已久。我们研究的轨迹很像。” 天津师大教师王艳秀打算这个学期参加周濂的读书会。

        她的研究方向和周濂一样,一直在看周濂的论文。今年8月在吉林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见到了周濂本人。

        王艳秀介绍,周濂的博导石元康研究罗尔斯,研究纯粹的政治哲学之前对美德、伦理有一些反思,站在哲学的角度、伦理学的外围对哲学本身有一定思考,后来又特别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政治哲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当中最典型的当数政治的正当性,而周濂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我的研究轨迹也是从美德伦理转到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转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边界的研究,转到政治哲学,近几年转到罗尔斯和哈耶克的比较。政治哲学也需要一个根基,那就是经济哲学,我们几乎不约而同有一个很类似的转向。”王艳秀说。

        她认为,周濂最厉害的地方在于,第一学术功底深厚扎实,第二对问题把握的敏锐程度国内今天青年学者无人能出其右。很多人功底很好但停留在相对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很多人很敏锐,但只有火花不能生发出来。“他总是能够把握到学术界最前沿最真实的问题。”王艳秀介绍,今天的外国哲学研究,引进了很多新的学派,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但周濂总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

        “他对理论的关切和把握一直保持在最前沿,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他。这也是我一直追他的东西来看的原因。他的论文不是特别多,但是很精。”

        王艳秀笑着说,她不认识周老师,对周老师的关切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 “我搜文章,搜到一篇很好,一看名字叫周濂。过了几年,再一搜,又搜到一篇,文章很好,名字叫周濂。这样就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后来就慢慢刻意去关注。”

        王艳秀介绍,周濂到人大任教之后不仅仅关注纯粹的抽象理论,而且对于一些公共事务,对于中国自身命运走向问题,他有出于学者的角度冷静的关切。

        正如周濂对学生说的,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不光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其次还要有介入社会公共讨论的勇气。

        “我特别希望周濂有一天能够成为像秦晖那样的学者。”王艳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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