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和蒙古部族对彼此的认知有何差异

        【编者按】

        继习近平访问蒙古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日抵达乌兰巴托对蒙古国进行短暂的工作访问。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习近平访问蒙古期间，曾刊登中国边疆史学者朱郑勇的三篇文章，讲述蒙古草原部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他在第四篇文章中，将从现今留存为数不多的部落文字和碑文入手，展示中原王朝和北族之间的“一厢情愿”与“装聋作哑”。

“阙特勤碑”文：“……我从桃花石（指中原时唐朝）可汗那里请来了雕刻匠人，让他们雕刻和装饰。桃花石可汗没有拒绝那我的要求，派来了他的宫廷匠人……”        当今世界，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小到一个办公室的人事纷争，“话语权”都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软实力。从国际层面来讲，“话语权”这一软实力是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科技这些硬实力作为后盾的，比如美国。然而，若谓“话语权”无论何时都需有硬实力作为支撑，则又不然。古今异势，蒙古高原上先后兴起的游牧部族往往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却是沉默的强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

        最早与汉文明遭遇的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史记•匈奴列传》）。如今我们只知道一些匈奴语的词汇如“径路”、“撑黎涂孤”、“若鞮”等。尽管在今蒙古国诺因-乌拉以及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中有雕刻的文字符号，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仅凭这些材料复原匈奴文字的全貌（N. Ishjatms, "Nomads In Eastern Central Asia",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2, UNESCO Publishing, 1996）。

        继匈奴之后称霸草原的鲜卑人，不但有自己的文字，而且还留下了一批以鲜卑语撰写的文献。在北中国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氏将鲜卑语定为“国语”， 《隋书•经籍志》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

        不少鲜卑语的文献到隋朝尚见于著录，如分别有十卷和十五卷的两种版本的《国语》，以及五卷和十卷的两种《鲜卑语》、此外还有《国语物名》、《国语杂物名》、《国语真歌》、《国语号令》、《鲜卑号令》等等。

        其中《国语真歌》当即《真人代歌》，这部《真人代歌》所歌咏的是拓跋先祖筚路蓝缕打江山的事迹，北魏宫廷中早晚都要唱一遍，要是再配上升旗和降旗仪式，就和国歌没啥区别了。

        然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那些鲜卑文献，到今天一部都没有流传下来。《真人代歌》到了唐代只残存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其词虏音，竟不可晓”（《通典•音乐典六》）。其名可解的六章里面，也只有《企喻》和《钜鹿公主》两章的部分歌词的汉文译文被收录在北宋的《乐府诗集》里。

        当慕容、宇文、拓跋、秃发、乞伏这些鲜卑部落先后卷入中原的逐鹿之争时，与拓跋鲜卑渊源颇深的柔然逐渐成为雄踞漠北的强族。《宋书•芮芮传》（芮芮即柔然之异译）说柔然“国政疎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但《宋书》说得不清不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柔然所知的“书契”究竟是汉文还是鲜卑文字。但是柔然自己的文献也同样没有流传下来。

        从匈奴到柔然，这七八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通过与他们互相敌对、仇视、猜疑的汉文明的文献记录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的。他们没有发出或者留下自己的声音。叙述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对抗、交流、互动的历史的话语权完全被汉文文献所独占了。

        这种情况直到突厥打败其原来的宗主柔然而崛起后才开始有所改变。突厥“其书字类胡”（《周书•突厥传》），显然是有文字的。但是突厥自公元6世纪兴起直到8世纪，似乎都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内，能看到的还是与之接触的其他文明的文献，比如隋唐及拜占庭帝国的记录。

        在汉文文献中，我们看到突厥在中原王朝的离间策略下自相残杀，以至于突厥可汗不得不改变倨傲的态度，向隋朝称臣。汉文文献中突厥可汗的卑躬屈膝之态是否能表示他对隋朝的真正态度呢？仅凭由中原王朝记录下来的这一种声音，我们很难对此作出判断。更何况，这封来自突厥可汗的国书应是经过了汉人文士的翻译和润饰。

        《隋书》中倒是有两段很能体现游牧人语言风格的突厥国书，由隋朝一手扶植起来的启民可汗，曾先后向隋文帝与隋炀帝上表，其一云：“染干（启民可汗本名）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世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其二云：“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集作百姓也”。

        这两段文字中运用了种种的譬喻，以平实的白话代替典雅的文言，与《元朝秘史》中的汉文译文的语言风格颇为相近，应该是从突厥语直译而来的。

        启民可汗对隋朝的扶持感恩戴德之情跃然纸上。启民可汗的这番自白可能的确出自真心，然而关于突厥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第二种声音的出现，让我们多少对此有些存疑。

        1889年，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在蒙古国鄂尔浑河旧河道发现了包括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在内的一系列古突厥语碑铭。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第一次留下了自己的文字记录，这为我们理解游牧与农耕文明关系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历史叙事。

        公元630年，唐朝击灭东突厥汗国，此后的50余年里，突厥人臣服于唐朝的统治之下。至公元7世纪80年代突厥汗国再度复兴，史称突厥第二汗国。自唐高宗至唐玄宗，唐与突厥之间连兵不休数十年，直到721年，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唐求和，“乞与玄宗为子，上许之”（《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九年正月）。自此双方建立了“父子之国”的稳定的朝贡关系。

        玄宗在给突厥可汗的国书中屡屡强调双方的“父子”关系：

        “敕突厥苾伽可汗：……自为父子，情与年深”；“敕儿登里突厥可汗：……朕与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与朕为子”；“敕儿突厥可汗：…… 父子之国，直往直来，何异一家，真无别也”；“敕突厥儿可汗：……儿既君长北蕃，复与朕为父子”（见张九龄：《曲江集》卷11《敕书》，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那么突厥人自己是怎么看待这种关系的呢？

        在鄂尔浑河发现的突厥第二汗国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在这两块碑上，表明双方“父子之国”关系的唐玄宗的汉文御书，与宣扬突厥可汗及贵族功业的突厥文字被刻在了一起，矗立于突厥汗国人众往来之处。

        《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中有“爰逮朕躬，结为父子”，“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的表述。《毗伽可汗碑》的汉文部分损毁严重，几不能成文，但其中仍可见“父子之道”，“约为父子”，“父则×其子”等几处显示唐与突厥为“父子之国”关系的文字。

        而在《阙特勤碑》的突厥文部分，可汗则苦口婆心地告诫突厥民众，吸取历史教训，别被唐朝的甘词厚币所诱惑、离间，重蹈历史的覆辙：

        “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此处用芮传明译文）。

        同一块石碑的两种不同的文字表现出突厥人颇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任由宣扬唐朝是“老子国”的文字暴于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又鉴于亡国之痛始终对唐朝保持着深深的警惕、防范乃至敌视之态。

        当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国势日衰之时，来自北族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不客气了。继突厥之后统治漠北的回鹘帝国在安史之乱时出兵助唐平叛，因而取得了作为唐朝的兄弟之国的地位。唐肃宗为了回报回鹘的援助，将亲生女儿宁国公主下嫁回纥可汗。此事在回纥的《磨延啜碑》（又名《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有如下记载：

        “鸡年（即757年）……于是他来了，把其二女（献）给了……他去了……“我将不违背你的话”——他说。“我将不做错事”——他说。……（但）并没有内属”（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两个女儿”云云，其一即宁国公主，其二当是随宁国公主同降回纥的荣王之女，后号小宁国公主者。回纥碑文的记载几乎就是将唐朝视作回纥的臣属了。

        而《旧唐书•回纥传》对此事的记载又是另一番面貌，负责送亲的汉中王李瑀不卑不亢，辞令辩给，对坐于榻上的可汗不拜而立，且责以大义，令可汗不得不起身奉诏。对于唐朝公主的远嫁，回纥“蕃酋欢欣曰：‘唐国天子贵重，将真女来。’”。史家之用心仍在于宣扬唐朝的外交胜利，并暗示大唐虽衰，但仍为四夷所仰慕。这种“倒驴不倒架”的姿态在唐朝册封回纥可汗的诏书中也有体现。

        《唐大诏令集》中所载的几道册封诏书中有“咨尔回鹘君”、“能事大国”、“尔其慎固封疆，祗守名器，罔坠先烈”等语。大唐仍是一副天朝上国的架子，对回纥可汗又是嘉勉又是训诫的口气。

        然而形势比人强，自突厥第二汗国复兴以来，唐朝不但丧失了号令漠北的权威，连当年北藩君长上于唐太宗的尊号“天可汗”都被篡夺了。在突厥第二汗国的《毗伽可汗碑》和《翁金碑》，以及回纥汗国的《铁尔痕碑》中常有“像天一样的、天作的突厥毗伽可汗（täŋri täg täŋri yaratmïš türk bilgä qaɣan）”、“天汗（täŋrikän）”、“我的天（可）汗（täŋrim qanïm）”等字句（汉文译文及拉丁文转写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突厥和回纥的可汗大多都以“天可汗”自称。

        到后来，唐朝也就索性承认回纥可汗才是“天可汗”了，立于814年的《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的汉文部分中，就多次称回纥可汗为“天可汗”。821年唐朝的《册回鹘可汗加号文》称“夫以回鹘雄桀如彼，庆荣若此，虽自贵曰天骄子，未称其盛，虽自尊曰天可汗，未称其美”（《唐大诏令集》）。

        当我们把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各自对双方关系的体认放在一起对照时，就会发现，其实双方都有点一厢情愿地在那里自说自话，以至于他们各自对自己在彼此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双方只顾坚持自己的诉求，充耳不闻对方的声音，那将是一场聋子之间的对话。形势如此演变下去，两个聋子恐怕都要愤于对方听不懂人话而动起手来了。

        所幸唐朝与突厥、回纥之间并非真聋，而只是装聋作哑。他们知道自己与对方的利益和底线的所在，因此在外交上既强调，又选择性无视一些决定彼此关系性质的因素。在彼此的默契与妥协下形成的这一双边关系的框架有其模糊的一面，但同时也表现出更大的弹性和包容性。这使得双方能在实践中得以根据具体的形势变化作出调整，以维持既有关系。这也是唐朝在8至9世纪能够与游牧帝国大体保持和平关系的关键之一。

        虽云古今异时且异势，但从唐朝、突厥、回纥三方留下的历史记录中，我们至少可以吸取两点有用的经验：只听一种声音是不行的；不好好听并且理解对方说了些什么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