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大法官黄松有导师常怡：学生成就与过错不能跟老师划等号

        时至今日，当84岁高龄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常怡提及一名学生，心中仍感郁结。

        这名学生叫黄松有，1999年他拜入常怡门下在职攻读博士，2002年获得诉讼法博士学位。

        同年12月，他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晋升为副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

        彼时，门生得意，不忘师恩；老师欣慰，亦寄予厚望。

        仕途坦荡之时，即便行程再繁忙，路经重庆，黄松有不忘去常怡办公室看望，跟他聊聊。“没有他（常怡），就不会有我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他在一本书中如是写道。

        得生如此，老师常怡在关爱之余，也期待学生能走得更远。

        然而，一切在2008年戛然而止——10月15日，黄松有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据公开资料报道，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余万元。

        2008年10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2010年3月17日，河北省高级法院对黄松有贪污、受贿案终审宣判。终审维持原判，黄松有被判无期徒刑。

        昔日的“学者型”大法官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因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对于常怡而言，黄松有的落马一度成为一个难解的心结。

        在他看来，攻读博士时的黄松有行事不仅仅是低调，甚至可以用小心谨慎来形容。

        “（读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察觉到他会出这样的问题，他是一个很小心很谨慎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还期望他能够再前进一步。我总以为他自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常怡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

        黄松有出事后，他坦言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霉气”，也反复思考学生出事的原因。在他看来，曾经那个连题词都不愿给律师事务所题的好学生，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如今，常怡将根源归于学生对形势估计的不足。

        “黄松有对形势的估计不够清楚。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的时代，加之日趋城市化，很多人都会在这股浪潮中迷失。一个人权力太大，就会有人供他，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成为别人的奴仆，为别人（行贿者）办事。他就是这样。”他说。

        心结一解，“霉气”也化作坦然。

        “本来我认为学生的成就可以跟老师划等号，就像很多老师一样，学生好了，做老师的很高兴，其实并不能划这个等号。同样，反过来，学生失败或者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也不能够跟老师划等号。我觉得这个界限要划清楚。我也不清楚这算不算在为自己辩解。”他笑言。

对话常怡

        澎湃新闻：在您的印象中，黄松有的性格如何？有什么特点？

        常怡：他学习还是很艰苦的，属于很勤奋的一类学生。因为他家在农村，也曾下乡锻炼过，他1977年高考没有考好，1978年考上我们学校（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从广东省高级法院书记员做起，一路做到最高法副院长。这条路他走得很艰苦也很努力。

        他在担任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1997年3月黄松有调任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报考我们学校的博士，属于在职博士，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认为学习和工作的问题他处理得比较好。

        他平常经常开会，他会利用开会的时间，或者在酒店、节假日空余时间看自带的学习资料，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学习。

        他的学习态度还是比较认真，为人处世我们都觉得很低调，平时注意很多问题，可以说很谨慎。

        澎湃新闻：他当时已经是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有没有人曾试图通过您请他帮忙？

        常怡：有。当时有些人想通过我开后门，办一些事情。我都拒绝了，我说我是当老师的，不能犯错误，不能帮着学生犯错误。

        这些事，我都跟黄松有说过，我说如果通过老师来找你，这扇门我一定给你堵上，但你自己那边就得留意着。他当时很感谢我，他的爱人也很感谢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做学生的时候，他尊重我。别人想来我这里打开他的门，我总是拒绝。我们当老师的应该给学生做榜样，不能让学生犯错。

        如果遇到有什么案件办得不公道，需要向他们最高法院（1999年6月黄松有调任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庭庭长）讨公道，我们会通过一些渠道帮助这些（讨公道的人）在底层法院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让他们到黄松有那里去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黄松有毕业后有没有经常去看您？

        常怡：他毕业后，我们还不断在一些场合见面，毕竟是一个圈子的人。像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及他们最高法院邀请一些教授开的一些会。

        我记得有一年在山东济南，我感觉西政的学生们（包括黄松有）都是不错的。后来，黄松有到我们学校当博士生指导教师。当时我想他是实践部门的人，对全国民事审判的工作很了解，也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学习，让他来当老师对我们教学会有很大帮助。

        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都同意了，于是他到我们西南政法当了一段时间的兼职教授。

        澎湃新闻：黄松有出事后，西政校园里对这件事有何议论？

        常怡：出了事情谁也不谈论，甚至不提。我们西政有这么一个风气，哪个学生升官了，学校的通讯报道就会马上报道，感觉很光彩。黄松有一出事，大家都感觉“霉”了，干脆就不提，任何场合都不提。大家心理都清楚，但口头上表面上都不提。

        可以说这段时间我心里比较坦然，坦白地说，有一段时间，心里很霉气。

        后来我也想通了，本来我认为学生的成就可以跟老师划等号，就像很多老师一样，学生好了，做老师的很高兴，其实并不能划这个等号。同样，反过来，学生失败或者犯了错误、犯了罪也不能够跟老师划等号。我觉得这个界限要划清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这就像我们考察一个年轻人，不能看他的家庭出身，主要看他个人表现。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他的落马对政法系统的影响？

        常怡：黄松有这一事件对法院系统的建设来说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这就要求他们要从思想认识、从制度建设上开始反思，怎么接受这个教训。后来，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出了很多规定，但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感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一不小心就容易犯错误，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诱惑太大，稍微一放松警惕就容易出错、甚至犯罪。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吃败仗的人很多，有些比黄松有的级别还要高。一个人权力太大，就会有人供他，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成为别人的奴仆，为别人（行贿者）办事。黄松有就是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现在出事的法官，不少是学者型法官，大都专业素质十分过硬。可以说在学术教学方面学校是很成功的，但学术终究是学术，您觉得教育层面有没有缺陷？有什么对策？

        常怡：怎么教育一个学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我认为学生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可以说很不够。我们在知识方面强调得比较多，但做人方面说得还不够多。

        首先还是强调好好做人，这不是说我们的学生容易发生贪污腐败的情况，而是人到一定官位、拥有一定的权力后，容易发生贪污腐败这样的事情，但这一点人们往往在获得权力之前没有充分意识到。

        让一个学生能够到一个很重要的位子，我想我们的学校是做得到的，但在此之前，如何在可塑范围内好好教育（让他们避免犯贪污腐败的错误），我们的学校做得还不够。一个只能出法官的学校，却还产出知法犯法的法官，我们也很揪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如果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到高度自律，不犯错误，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澎湃新闻：您的学生大都从事政法方面的实际工作，您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感觉当下他们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常怡：我感觉有关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这三方面他们关心很多。当然，这些议题是司法制度的命根子，尤其是公正性。司法制度本身是为公正而建设，如果社会上的人得不到公正，那么这个制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司法部门而言，当人们受到冤枉感到不公正，向司法部门讨公道寻求解决方法时，如果你这儿反而还不够公道，那么老百姓就会有意见；老百姓有意见，领导层也就会有意见。司法制度是一面镜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面镜子，人们就看你这儿是否公正。如果连你这儿都不公正了，那整个国家就不可想象了，就毫无正义可言了。

        这些议题太重要了，我感到我的学生们，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非常关注。我认为改革改来改去，上述三方面一定要抓紧。目前，党中央也在抓，我感觉到对法治抓得比较紧。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我们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