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30年前，浙江的“全国第一人”是如何“大众创业”的

        “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继9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会议时提出“用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0日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再次提及“大众创业”。他表示，要打破一切体制机制的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试想，13亿人口中多达八、九亿的劳动者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创新和创造，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迄今，在一场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浙江省表现抢眼，而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招，就是依靠改革释放民间的创造性和市场的力量。可以说，正是以众多“全国第一”为标志的大众创业、创新，才有了浙江民营经济的率先突起、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    

冯爱倩：与县委书记吵出办市场的“一号《通告》”   

 

冯爱倩（右）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向顾客推销遮阳帽。新华社 资料图

        浙江的商品专业市场名闻天下，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义乌的小商品市场。2013年，义乌市集贸市场成交额879亿元，其中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683亿元，连续23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并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史上的2位传奇人物登场了。一位是女摊贩冯爱倩，一位是刚调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

        当时，40岁的冯爱倩以露天摆摊做点小买卖为生，被当作“投机倒把”围追堵截是常有的事，一不小心，货物被没收，血本无归。

        1982年5月的1天，她偶然发现身边飘过1个瘦高的身影。“这不是新来的书记谢高华吗？”冯爱倩径直迎了上去，谢高华请她去办公室谈。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赶我们？”“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怎么活？”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怨愤压抑得太久，冯爱倩连珠炮般地质问开了，泪水流了一脸。

        多年以后，谢高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天冯爱倩怨气很大、语气很冲，几次用手敲了桌子，“必须承认，她的胆子的确够大的。”

        这场“争吵”或者“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谢高华给了两个承诺：“政府理解你，同意你们继续摆摊；我会转告有关部门，不会再赶你们。”

        与商贩的“争吵”也让谢高华感慨良多，他一头扎进乡间，调研了几个月。当年8月，由县政府、稠城镇、城阳区工商行政管理所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一号通告”，宣布从9月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在接受采访时，谢高华说：“老百姓要摆摊，打也打不掉、赶也赶不跑、批也批不倒，生命力这么强，这让我思索。”     

方培林：收发室职工开出新中国第一家个私人钱庄  

        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还表示“今年会继续加大力度，让民间发起设立中小银行，让金融业在竞争中更加提高服务的意识和水平。”

        说到民间设立中小银行，就不能不提起新中国第1个私人钱庄——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的创始人方培林。

        钱库镇当时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业务覆盖周边多个县市，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但当地银行存款少，经营者无法获得贷款；而民间借贷的利息之高又让经营户负担不起。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让30岁出头、在国营医院收发室工作的方培林发现了机遇——文件提到“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

        “我当时想，入股就意味着能拿股息。既然鼓励，等于承认股息收入合法。那么，民间借贷的利息收入也应该是合法的”，方培林设想成立股份制的金融服务社。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时，没想到，镇领导比他还开放：“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叫‘钱庄’。”

        1984年9月，方兴钱庄成立，这是新中国第1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设立还早1个月。

        1986年初颁布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私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方兴钱庄的营业执照被收走，申请“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报告也被监管部门打回，只有停业。恰在此时，温州申请农村改革“温州试验区”，方培林给县里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营业。县领导向温州市政府请示把钱庄作为试验项目，获同意，时任市委书记董朝才还批示“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当年，没有国家政策，地方干部是揣着乌纱帽帮我们做事”，2012年，方培林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       

黄正瑞：“草木才子”起草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       

        中国的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诞生在温州，时为1988年。

        当时，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分化。1986年，除了个体、私营企业，还冒出农民联户、合股、合作、集资等类似形式的企业10413家，占全市乡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5%。由此，一个极为敏感又必须回答的问题摆在面前：这类企业究竟算什么？

        1987年7月，因为“会写文章”刚从中学老师擢拔担任苍南县委办公室调研室副主任的黄正瑞跟随县委书记进行了企业调查后，起草了《在“引”字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调查报告，在全国首次将这类企业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以户与户自愿结合为基础，以资金、技术、设备、资源、劳力、知识等生产要素联合为内容，所有权归股东，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经济组织。

        那时候，温州老板们的普遍心态是既怕太公又怕太私：“太公”等于回到大锅饭，不如不干；“太私”无异于火中取栗，谁都不敢干。而股份合作制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共存，劳动者的劳动合作与所有权明确归属股东的劳动者的资本合作结合，是“既公又私”的混合经济。对一些人把股份合作制斥为“非驴非马的骡子”，黄正瑞回答：“是骡子又怎样？能拉会跑的就行。”

        1988年9月，黄正瑞等受县委派遣来到桥墩门啤酒厂。经过一番调研、商讨、鼓动，10月5日，该厂股东大会全票通过了由黄正瑞起草的全国第1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章程》。

        在温州等地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1990年2月，农业部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所附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正是以桥墩门啤酒厂的章程为蓝本。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次对股份合作制给予肯定。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更明确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股份合作制终于修成正果。       

浙江省级政府部门权力削减65%       

        8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

        “浙江的各级政府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政府可供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著名财经作家胡宏伟在其撰写的“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中国模范生》中写道：“这意味着必须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要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今年6月，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42个省级部门的职权事项从1.23万项被削减至4236项。同时，以“简政放权”为切入口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率先释放政府自身改革的红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

        “浙江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只有一条路，就是掀起新一轮的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充分激发创业创新的激情、市场和民间的活力。”省长李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