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世间若无纷争，文艺将何去何从？

“信而不美”的历史教科书？

惹来非议的AP课程框架。

        上个月，美国大学理事会发布了新修订的“课程框架”，以帮助高中教师为学生准备美国历史的大学先修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大学先修课程相当于美国大学课程水平，比一般的高中课程更深入、复杂和详细。学生通过AP考试换取的学分，可以同等换取相应的美国大学学分。

        像大学课程一样，AP历史考试目标在于激发学生与过去的对话，学习如何提出历史问题，解释历史档案以及反省历史。然而修改历史教科书历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 这个历史课程考试框架也毫无例外，惹出了一场大论战。有人认为修订后的框架增加了许多对美国“不光彩”过往的描述，同时减少了对其世界角色的涂抹。德克萨斯州一位教育委员会委员指责美国大学理事会“在我们的学生中推广一种对美国原则的不屑，缺乏对美国主要成就的认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说，该框架提供了 “一个激进的修正主义观点”，“强调了我们国家历史的负面影响。”保守派称它是“以左翼立场企图劫持美国历史教学。”

        一时“修正主义”（revisionism）成为媒体热词。爱国热情和历史思维、尊重敬仰和批判介入，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本来是一件困难的任务，而正如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格罗斯曼（James R. Grossman）指出的，这还伴随着美国公共学校中族群构成的新变化——这个秋天的新学期开始，白人学生将发现自己在公立学校中数量少于有色人种。

        格罗斯曼认为，该课程框架增加的是对少数族群和女性在美国历史中的角色的描述。他说：“我们的过去比我们曾经想像的还要多样，无论我们是否喜欢。”

当代艺术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非洲马里基达尔市的一面高墙上，写着法语涂鸦句子：“革命无边界。”

        歌德曾说，世间一切纷争，不过是为了戏剧提供材料。世界若无纷争，文艺该何去何从？最近两期的当代艺术评论杂志《e-flux》就讨论起了当代艺术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e-flux》说，福山的先驱科耶夫曾宣称艺术将在普遍均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ous state）消失，福山也曾指出历史终结后文艺的命运：在后历史时期既不会有艺术也不会有哲学，人类只有历史博物馆需要照料。《e-flux》认为，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很可悲的时刻，那时争取认同，为理念献身，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都让位给了经济计算，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满足精细的消费需求。这种前景未免令人感到无聊，让人不禁想要重启历史。

        《e-flux》“狡猾”地辩护说，实际上，当代艺术永远都是“当代的”，是作为永恒现在时的再格式化。当代是永不终结的此刻，艺术在历史的尾巴处回望失灵的意识形态，并将它们归档、打磨，以便永不到来的将来使用。

        “回望失灵的意识形态”，这两期《e-flux》关注了极为广泛的地域，从匈牙利到俄罗斯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印度、法国、英国、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日本、中国、南非等等，探讨历史终结论终结后，这些地方在艺术和政治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阅读地址：

        http://www.e-flux.com/issues/57-september-2014/

萨特的现状

        最近一期《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1961年应葛兰西研究所赴罗马讲学的记录稿其中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该手稿为当年课堂笔记，五十多年后重获发现，2013年在法国以《什么是主体性？》（Qu'est-ce que la subjectivité ?）为题出版。英译本近期也将由著名左翼出版社Verso出版。

        自1930年代以来，主体性问题就困扰着萨特。《什么是主体性？》法语版序言认为该书的出版，使人们得以一瞥萨特著作的整体性，并可为他最艰涩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提供最为理想的入门导读，而《辩证理性批判》一书正好在讲座前一年出版。       

        五十多年后，应该如何认识萨特及其关于主体性的讨论？《新左派评论》杂志附上了美国著名左翼批评家詹明信的文章《萨特的现状》（Sartre’s Actuality），他说，“（该书的出版）是个巧合，它提醒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一文本，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作为哲学陈述，都要加上第三个视角，即五十多年后，在政治和哲学环境都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再来读它的读者的角度，而我们对这场辩论的接受其自身也必须面对一个选择，即是要相对中立地读它（因为它是过去的思想史事件），还是要推敲它与现状的关联，现在，马克思主义又回到了强调危机理论和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这些比较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哲学，要么是通过德勒兹或巴迪欧，甚至拉康主义者的著作变得更为后个人主义的（post-individualist）、语言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或带着一点报复，又回复到康德的问题。”

        詹明信说，对于所有这些当代倾向，“萨特有几面红旗可以挥舞”，而对体验的各种现象学论的所有来自后存在主义和阿尔都塞式的敌意，将通过强调主体性问题被重新唤醒。

本周言论

        “也许我代表了美国精英教育错误的一面，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让学生建立起自我，也不知道如何让他们成为拥有高尚情操的人。研究生院不会教学生做这些事，在我所参与的数百个教职岗位的任命和提拔决定中，我们也从来不会评估一个候选人在这一点上做的好不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新共和》网。今年七月，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发表的《别送你的孩子去常春藤学校》一文引起了针对精英教育的广泛辩论。

        想象一台机器，它有一个看似无害、道德中立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得到曲别针，用来编程。首先，它收集它们。然后，发现它如果可以变得更聪明，便能得到更多的曲别针，它会尝试改善自己的算法，最大限度地提高计算能力和收集能力。不加限制的话，它的权力将得到跨越式发展，直到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达到其目标：收集曲别针，同时也买曲别针、偷曲别针，也许还把所有的土地变成曲别针工厂。目标“无害”，程序恶劣，人类完蛋。——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哲学家Nick Bostrom所做的“曲别针最大化”思想实验，他认为如果不加控制，人工智能可能会威胁人类生存。（《高等教育纪事报》）

        我最不爽的是他们那个语气，好像我又犯了什么罪被逮到了一样。——齐泽克接受《新闻周刊》（Newsweek）采访，回应《纽约时报》编辑指责其文章“自我抄袭”事件时说（详见澎湃新闻国际思想周报：《纽约时报》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