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报告〡头号威胁——“萨拉菲吉哈德运动”的演化史⑤

在中东和北非，政府治理日益低效。像马里这样的国家，已成为恐怖分子的乐园。

萨拉菲吉哈德的“春天”

        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泛滥出于几个原因。首先，中东及非洲政府日益暗弱，客观上为给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提供了立足之境。逻辑很简单：弱政府难以建立法律和秩序，于是非政府武装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就有机会来填补这个真空。

        这里所说的治理（governance），指的是一整套由一国当局实施的制度。它包括建立法律和秩序的能力，有效管理资源的能力，以及实施明智政策的能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国家（state）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人类共同体”。当国家的机制（或者说权威性）遭到削弱，社会中的机会主义就会乘虚而入。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边远地区，相应地，那些地方就容易成为反叛武装和恐怖组织的根据地。国家的权威消失得越彻底，当地的民众就越有可能倒向那些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成为后者的基本盘或者“处女地”。弱政府催生割据的局面，军阀往往如野火春风。此外，弱政府合法性缺失，加上手上的安保力量虚弱——要么缺乏资金装备、不堪一击，要么管教无方、腐败丛生，要么派系林立、情报不畅，要么兼而有之，也给了恐怖分子/叛乱组织可乘之机。

        大量证据表明，无能低效的政府治理，是次国家行为体（包括叛乱组织和恐怖组织）滥觞的关键。有研究在分析54年内发生的161个案例后发现，当中央政府在财政、组织和政治上都非常虚弱时，当地方治安和平乱措施都低效无能时，叛乱往往会发生并蔓延。反过来说也可以——强政府降低叛乱的可能性。一项基于54年内151个案例的研究表明，治理能力对预防叛乱至关重要。该研究认为，成功预防叛乱需要政府能够“提供临时安全；建立新制度来和平解决未来冲突；发展经济，使士兵能够解甲归田、居民未来生活得以改善”。此外，政府能力对内战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1816-1997年间，“有效的官僚政治体系降低了内战行为的比例。”

        有理由相信，弱政府是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泛滥的原因之一。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10年起（即“阿拉伯之春”前一年），中东北非的政府治理出现显著弱化。2010-2012年，该地区的政治稳定水平下降17%，政府效率下降10%，法治水平下降6%，反腐水平下降6%。与此同时，各种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在中东北非风生水起。这里以法治水平为例——该指标评估相关行为体对社会规则有多大的信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这些规则，涉及产权、警察、法院及契约执行的质量。2010-2012年间，埃及法治水平下降21%，利比亚下降31%，马里25%，尼日尔20%，尼日利亚17%，叙利亚61%，也门39%。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的法治水平原本就不高。

        当然，仅仅是“弱政府”的解释并不充分。它无法解释动机（为什么是某些组织填补了真空），也无法解释变量（为何“萨拉菲吉哈德”利用北非的机会，而不是，比如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机会）。

        武装网络的扩散，是催生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第二个原因。这里面的逻辑是，一批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训或“历练”过的武装分子奔赴北非和大叙利亚地区，伺机“圣战”。这些人在吉哈德训练营和战场上呆过，在那里强化了彼此的宗教认同和推翻“异教政权”的战略文化。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祷告，一起训练，休息时彼此攀谈，执行任务时并肩作战，彼此信任，连结成网。

        比如阿卜杜勒-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被捕前（他企图于2009年圣诞节当天，炸毁一架在底特律降落的飞机），他曾参加“基地”在也门舍卜沃地区（Shabwah）的训练营。那儿有二十来名受训者，训练挖壕沟、爬铁丝网，以及像扫荡建筑物这样的战术动作。训练营每天的规定动作包括：早起，祈祷，读《古兰经》，在完成热身运动后，进行战术训练。午饭后，学员们继续战术训练，晚上则待在帐篷里。日复一日，这二十几个人结成了近乎血盟的紧密关系。

        许多训练营的教学内容包括关于武器和爆炸物的理论和实践课程。除了《古兰经》和“圣训”，学员们还有一些共同的宗教读本。前武装人员的证词显示，吉哈德训练营和实战练习大大提高了武装分子的战斗力，他们学会制造简易爆炸装置，具备反情报能力，能够实施复合式袭击。训练之余，营地还组织纳西德（nasheed，一种集体歌咏的活动）。总之，训练营（然后战场）的共同经历强化了武装分子们的“兄弟情谊”，建立起他们关系网络和意识形态纽带。

        尽管有关训练营人员流向的数据十分有限，但有证据显示，一些从“基地”及其他吉哈德训练营“毕业”的武装分子已经奔赴中东和北非，填补当地的治理真空。比如在叙利亚，“胜利战线”的领导人都在伊拉克打过仗，在“闹独立”前也都是ISIS成员。在北非，“穆拉比特”酋长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1990年代在阿富汗的“基地”训练营待过。在埃及，穆罕默德•贾马尔早于1980年代末在阿富汗受训，在那里他学会了造炸弹。“青年党”的马哈特•卡拉特（Mahat Karate）也在阿富汗待过。

        关于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扩张，还有其他一些解释，但或多或少都存有疑问。

        一种解释是，“逊尼派vs什叶派”的冲突激化，促使逊尼派的金主们向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慷慨解囊。可供例证的是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一边是逊尼派武装和支持他们的国家，如沙特；另外一边则是什叶派组织（如“真主党”）及其后盾，尤其是伊朗。持续激化的教派冲突，或许会增加两派金主的数量及其投入程度，以至于更多的资金、武器、人员和其他资源涌向冲突双方。具体到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则是从反对伊朗及什叶派的逊尼派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那里获得捐助。

        由于缺乏有关数据支持，我们很难对这一解释做出评估，但还是有理由对它进行质疑。首先，它无法解释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在北非的扩张。北非鲜有什叶派，教派冲突也几乎没有。其次，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逊尼派团体得到外部出于教派动机的援助，但很难确定有多少援助流向了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土耳其、约旦和一些波斯湾国家援助的是叙利亚的“非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此外，这种解释夸大了中东及北非教派冲突的程度，事实上逊尼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争斗也不少。

        还有一种解释是，萨拉菲吉哈德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北非和中东人为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所吸引，奠定了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扩张的基础。如前所述，多数萨拉菲吉哈德分子相信，现代伊斯兰已经败坏，他们希望通过“吉哈德”来建立一个基于极端版本的伊斯兰教法的社会。的确，多数萨拉菲吉哈德分子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并在其控制区内推行伊斯兰教法。

        目前，我们不掌握有关萨拉菲吉哈德支持者数量及其变化的可靠数据，因而很难全盘否定上面这种解释。但对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民间支持真的上升了吗？民调数据表明，近年来在中东和非洲的关键地区，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包括“基地”——的支持已经下降。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2010-2013年，在埃及对“基地”的支持下降5%，约旦下降62%，黎巴嫩下降50%，尼日利亚下降63%。2012-2013年，在突尼斯也下降了6%。反过来，同一调查显示，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地区，人们普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感到担忧，67%的受访者说，他们“有些”或者“非常”担忧伊斯兰极端主义。根据这些现有数据，我们有理由怀疑“对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支持上升”这样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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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原题为“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2014年6月3日刊发于兰德公司网站，作者Seth G. Jones是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主任。余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