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美国智库被外国势力收买了？

“只卖书，不卖影响力”

        《纽约时报》本月7日头版刊登了长篇调查报道《外国势力正在收买智库影响力》(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并配以详尽图表，指名道姓说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批专长于外交政策的智库正接受外国政府或外国机构数千万美元资助，利用其政策影响力为这些国家游说。

        报道说，自2011年以来，共有至少64个外国机构（包括外国政府、官员个人和外国政府控制的机构）向28家总部在美国的智库提供或承诺提供总计不少于9200万美元的资金。这些智库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等。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美国智库，让人们担心这些科研机构的学术自由和中立性可能受损。此外，共有四个国家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被点了名，分别是挪威、卡塔尔、阿联酋和日本。

        报道在美国政坛和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回应，反驳说《纽约时报》报道不实，“布鲁金斯只卖自己出版的书，不卖影响力。”该发言人说，“如果我们是被雇来推进境外利益，那将有悖我们的学者工作的学术自由和我们机构的使命。”布鲁金斯学会力称捐助者只是帮助其展开工作，并不会影响机构独立性。

        被点了名的美国智库“中东论坛”（The Middle East Forum）的创办人Daniel Pipes15日在《国家评论》网上发表了辛辣的回应，认为这是意识形态之争，他说，“《纽约时报》已然是刊发一些没头脑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广告牌，它登的这篇文章多么诚实可敬、出人意外。但是，它没有发现哪怕一分钱去了那些保守的机构，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以及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Pipes说，“如果《纽约时报》继续以这个力度报道下去，我都想购买它的iPhone应用程序了！”

        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17日，美国众议院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规，要求在美国国会游说的学者，必须陈述其资金来源。布鲁金斯学会对此提案表示反对，认为这种作法干涉了学术自由。

        事关各大智库声誉和切身利益，猛烈的论战还在继续。

        

娜欧米·克莱因论气候变化

        娜欧米·克莱因（Naomi Klein）是一位颇富战斗力的知识分子，她以批判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而闻名，曾经出版过《NO LOGO》、《休克疗法：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等书。

        在《休克疗法》一书中，克莱因提出了“灾难资本主义”的说法，影响犹巨。“灾难资本主义”，即认为资本主义从各种人类灾难中获益，或许可以用齐泽克戏仿的拉丁名句“即使世界毁灭，也要创造利润”（“Fiat profitus et pereat mundus”，仿自格言“Fi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意为“即使世界毁灭，也要伸张正义”）来概括。

        近期，克莱因出版了新书《一切都变了：资本主义vs.气候》（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延续之前言论，认为全球气候恶化背后，资本主义是最大赢家。

        娜奥米·克莱因说，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简单地“归档于税收和医疗保健之间”的问题。它警告我们要去修复那个已经在很多方面失灵的经济体系。克莱因论述了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何是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最好机会，并重新想象这个时代破碎的民主。此书结论和《休克疗法》一样：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所奉行的自由市场政策是行不通的。

        英国《卫报》书评说，克莱因认为资本主义不顾过度消费所产生的污染，将因生态崩溃而消亡。她同时发现，绿色产业，如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都比化石燃料更为劳动密集。“气候行动实际上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它也是社会的重建者和希望之源泉。”现在，“只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能拯救我们了。”克莱因说。

        有趣的事，最近许多大牌公共知识分子也在大谈环境问题。8月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新共和》发表长文说，气候变暖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诸多环境问题之一，环保主义者不能单单聚焦碳排放量，而有意忽视了穷国的需求。

        乔姆斯基也在本月4日的《In These Times》网站上发文说气候变化，文末引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说印巴交界的锡阿琴冰川上，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在这个世界最高的战场上搏杀。随着气候变暖，冰川现在渐渐融化，露出“千万颗空炮弹、空燃料桶、冰镐、旧军靴、帐篷和其他成千上万交战的人类产生的废弃物”，人类冲突在大自然变化前变得如此无意义。

        

苏格兰的预言家

        本周，苏格兰独立公投有惊无险，反独派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公投事件中，汤姆·奈仁（Tom Nairn）这位苏格兰左翼学者，恐怕是最近被谈论得最多的思想家，也是理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他在1977年出版的《Break-Up of Britain》一书中，曾预言“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而非“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将在苏格兰独立运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公民民族主义”指的是国家由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产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政治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型式。在《新旧苏格兰民族主义》一章中，奈仁说，人们今日回首19世纪，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苏格兰几乎完全缺席欧洲新兴的种种民族主义抗争？带着怨恨或释然，他们想知道：什么东西缺失了？从肤浅的方面看来，苏格兰只有语言可以用来装备通常的民族斗争。但民族主义语言论往往是天真的，必要寻找更深的原因。       

        奈仁认为，用以构建苏格兰民族主义“原材料”的旧文化传统、民族英雄、反“英国性”等等，其实都非常丰富。比如，在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后，有数百名志同道合的人构建了这种民族性新神话。然而，这个充满希望的“原材料”，却未能以通常的方式得到发展。奈仁发现，在苏格兰，这样的民族性和历史的差异性无法调动起来，以成为新国家和浪漫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苏格兰的公民社会已提前走得太远，太快。虽然在动态的工业化中，先发展地区会对落后地区构成明显的压力。但相比处于边缘或落后地位的国民性，苏格兰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更喜爱自己所继承的社会经济历史地位，他们没有被工业现代化碾碎，也没有被其排除在外，因此并不会将其视为外来的威胁。       

        而到了20世纪，苏格兰遭受去工业化的痛苦，激进的工会和煽动者们发起了一场拯救苏格兰工业的斗争，苏格兰的政治因此而左倾。这种左倾思想逐渐融合进苏格兰的身份认同当中，“公民民族主义”取代了“族群民族主义”，发展成苏格兰独特的民族主义。       

        在独立公投临近时，奈仁的理论不断被人提出来。但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有人认为苏格兰人认为自己更左，这种事实早已消失了，这种说法不过是偷懒的、不加辨析的后果。英国的Spike网曾发表评论文章，说“苏格兰更左”不过是一种迷思，只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如此，但那时候左、右的概念也和往时今日不同。       

        近日，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Luath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奈仁的文集《旧国、宿敌和新时代》（Old Nations, Auld Enemies, New Times）。

        

法国哲学家、编辑弗朗索瓦·瓦尔去世

        法国色伊（Seuil)出版社的传奇编辑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本月15日去世，瓦尔本人是哲学家，Tel Quel杂志的成员，他在色伊出版了许多拉康、巴特、福柯、德里达、巴迪欧的书，是法国当代哲学的重要推手。他也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好友，并陪同巴特来过中国。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世界报》上发表悼词，其“小万神殿”里又多了一位神灵。

        瓦尔之于巴特，似有布洛德之于卡夫卡的意味。巴特研究学者Jonathan Culler说，1980年，巴特因车祸去世后，华尔成了其书稿执行人。1987年，他以巴特的名义出了一本小书，题为《偶发事件》（Incidents），其中包含了两篇非常短的文本和两本长文。华尔声称，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及时行乐”。这本书激发了很多争议，因为两篇长文——《偶发事件》和《巴黎之夜》来自巴尔特早年日记中的片段，描写了巴特即使在自己最为私密的自传作品也不愿叙说的事：他的同性恋行为。

        

卡尔·波普尔逝世20周年

        卡尔·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奥地利，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在哲学上，波普尔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了“科学”与“非科学”，以批判经典的观测-归纳法；在政治上，他批评柏拉图、黑格尔，反对乌托邦叙事，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

        在波普尔逝世2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特别是德国，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

        

本周言论

哲学家爱暴君，这是一种职业病。

        ——法国即将翻译出版《黑色笔记本》，“海德格尔与反犹主义”这个陈年话题又被讨论了一番。法国《新观察家报》采访了哲学家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她曾于1969年9月参加过海德格尔的课程，并得其言传身教。她说：“即使我是一个犹太人，他的过往也不是什么障碍，只是一个问题。……后来多亏了阿伦特，我才搞明白：哲学家爱暴君，这是一种职业病。”在这里，法语词“职业病”（dé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表示以职业习惯技术地片面地看待问题。

        

当它的国民形象已不再是从欧洲逃亡的、好斗的知识分子，一手拿步枪，一手捧着一卷克尔凯郭尔时，谁还要为以色列辩护？

        ——严峻的巴以冲突让很多知识分子反感以色列。《华尔街日报》一篇书评引用新书《以色列对犹太人有益吗？》（Israel: Is It Good for the Jews?）时说，“以色列的国防似乎依赖于文学情感。”

        

我们必须学会与复杂性、道德的模糊性及其精微之辨相处。我们要用身后被缚的手回击，同时也必须保持先手。

        ——哈佛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当代著名律师阿伦·德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长文，分五部分广泛论述了人体盾牌、监控网络、拘留恐怖分子、定点消灭敌人、合理刑讯这些当代道德难题。正如文章标题所指的，这是一场“戒律的战争”：恐怖分子可以没有良知，但西方不应该为追求胜利使用同样的方法。一如既往地，德肖维茨认为正义是过程，不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