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老舍和他的上海朋友们

        为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北京曲剧《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将于今年秋天赴沪演出，老舍的长子舒乙值此南下，于9月20日出席了思南读书会举办的讲座“老舍和上海的朋友们”。本文根据舒乙在思南读书会讲座整理。

老舍在上海的三次重要经历

        老舍先生没在上海住过，但是他在上海有几次比较重要的经历。一次是1929年，他由英国回来，当时坐船，走到新加坡没钱回不来了，只好呆在新加坡。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华侨中学，他在那教了一学期的书，把钱凑够了再回来。在这个一学期里，他就开始写他第四部长篇小说，是写儿童的，他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小坡的生日》。但没写完就回来了。回到上海，他住在郑振铎先生的家里，估计住了个把月，在那把《小坡的生日》写完，然后再回到当时的北平。

        第二次是1934年，他当时在山东齐鲁大学教书，教着教着，突然想到上海当职业作家。为什么？上海有大量的文学刊物、杂志，他觉得在那发表文章可能比较好，比较容易挣钱养家。他就想当一个职业作家，不教书专门写作。他到上海住了十多天，一调查发现不行。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是白色恐怖时期了，大量文学期刊已经被关掉了。作家朋友们劝他别来，来了养活不了自己。他离开上海去了青岛。青岛当时有一所很好的大学——山东大学，他在那又开始教书。

        1934年的夏天暑假，他到过上海，认识了很多上海作家，但是他错过了和鲁迅先生见面的机会。他当时在内山书店留了一个条，想请鲁迅先生跟他见面。鲁迅先生第二天才到内山书店，那个时候老舍已经离开了。

1946年老舍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与曹禺（右）合影。当时老舍对曹禺说：“我喜欢耶鲁，这儿中国人多，都说中国话，真痛快！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的春天，美国国务院邀请两个中国作家去访问美国讲学一年，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曹禺。他们由重庆来到上海，准备由上海坐船到美国。上海文艺界开了隆重欢送会。

        在此期间，他跟赵家璧先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赵家璧先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出版家，他自己也写作，但是他主要职务是编辑。他是《良友》出版公司的文学编辑，他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后来他离开了《良友》，正在上海赋闲。老舍先生到上海以后，把他找来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到美国去，美国人翻译了《骆驼祥子》，可能给我一笔版税，这笔钱可能还不少。他说，如果这笔钱得到的话，我汇回来给你，你替我办一个出版社，出版“老舍全集”。他问赵家璧愿不愿意做这件事。赵家璧想都没想，“愿意愿意，我非常同意”。

        老舍先生到美国以后真的得了一笔《骆驼祥子》的版税。据我所知，他把这笔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给赵家璧，一部分给他的一个做买卖的朋友，让他去投资一个企业，一部分给了香港人，他在那办一份中共地下报纸，后来这个报纸变成“地上”的了，很有名。

        赵家璧先生得了这笔版税之后，立刻向政府申请了一个出版公司，这个出版公司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晨光图书有限公司，简称晨光。老舍对赵家璧说，“赚了钱，咱们平分，赔了钱我不管，是你的事”。赵家璧是非常内行的出版家，他就把老舍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权收回来，一本本出，等于再重新出一遍。当时没有叫“老舍全集”，出全以后就是“老舍全集”了。同时，他还出版了大量国内有影响力的作家的著作，有巴老的《第四病室》、《寒夜》，钱锺书《围城》。除此以外，他还出版了外国文学丛书，美国文学丛书，以及一系列的美术书籍。赵家璧对编辑美术作品很有经验，所以又出版了一批美术书籍。

        但是，晨光在解放后倒霉了，因为它是一个私营的出版公司，赵家璧就被打成了资本家，不准他加入工会。好不容易熬到公私合营，赵家璧先生跑到北京问老舍先生，“要公私合营，咱们怎么办？”老舍先生说，“赶快交出去。”后来晨光出版社没有了，结束了。赵家璧没有被重用，仅仅是到上海美术出版社去当一个副总编辑，他非常压抑。

        改革开放以后，赵家璧先生曾跑到北京问我，“晨光这一段能不能写。”我一看他心有余悸，有很多顾虑。我说，“你绝对得写。”为什么？老舍之死很大一笔账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小红卫兵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问了他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你干吗要拿美金？”在红卫兵的脑子里，拿美金就和帝国主义挂钩了。老舍说这很正常，生活得靠这个。结果那些人打他，打得非常厉害。当然老舍之死的原因很多，这是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赵家璧的这一档子事影响了他们两个人的轨迹，甚至影响了他们人生的终点。后来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回忆录，6万字，这个回忆录的名字叫《我和老舍》。我后来看了以后，不太解气。赵家璧去世后，他的后人以及上海文学界出版界想纪念他，给他出一个纪念文集，叫《赵家璧先生纪念文集》，邀请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他，我就把这个写上了，要还原历史原貌，标题就是《赵家璧先生有两个高峰》。

巴金收藏了老舍给的两个便条

        现在说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的故事。巴金晚年时说他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办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个是他出版自己的全集和译文全集。巴金先生把很多资料捐给了文学馆，因为他自己要带头。在他捐的东西里头，找到老舍先生写给他的两个便条。巴金先生有意思，片纸都不扔，所有资料都存着，小便条也留着。这两个小便条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其中一个便条是这么写的：“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你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仰清等人，务请赏光。祝安，弟舍，6月10号。”下头还有三个签名，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老舍先生他们四个人是北京文联的领导，是北京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上海文联主席巴老到北京，他们几个人要尽地主之谊，请他吃饭。找谁作陪？找梅博士，梅博士就是梅兰芳。王仰清是比梅博士还老的京剧明星，请他们二位作陪到北京全聚德吃烤鸭。

        还有一个便条：“会后，我准备上琉璃厂。我会后准备上那。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们可顺手吃小馆。署名舍。”

        他们两个人认识是在1934年。1935年，老舍先生自己主动写了一个评论巴金著作的文章，当时巴金写了一本小说，叫《电》。他主动写了一篇评论《电》的文章，文章开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只会过他四五次。”在1935年之前他只见过巴老四五次，实际上这个四五次全是在1934年。为什么？1934年年初，巴老正好在北平。去干嘛？见沈从文。见完沈从文以后，他到了当时靳以先生正在编的文学期刊《文学季刊》，巴老当时住在《文学季刊》的编辑部里，帮他编《文学季刊》。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他有一个重大的贡献，他发现了曹禺先生写的《雷雨》。那个《雷雨》在靳以抽屉里差不多一年了，他推荐给很多人看，很多人都否定，都是大人物。他介绍给了巴金看，巴金说这个不得了，说我念它一夜之间哭了四五回。巴老实际上是曹禺的伯乐。

        在这个时候，老舍先生有两次从济南回北京，这两次都跟他一个朋友有关系，这个朋友叫白涤洲。老舍先生和白涤洲是非常要好、亲如兄弟的老同学。1934年初，白涤洲家里死了5个人，他伤心得要命，写信给济南的老舍。当时文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老舍接到这个信之后，立刻坐火车去北京安慰他。这算一次。 第二次到秋天了，10月份了，白涤洲本人死了，老舍先生赶回北平给他治丧。

        老舍先生回北平去见靳以，然后就见了巴老，这是友谊的开始。他们真正熟悉是在重庆。那时候，老舍先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巴老到重庆，茅盾到重庆，冰心到重庆，他开欢迎会，欢迎这几位到重庆。那时候起，他跟巴老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第一次文代会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举行的，文代会是在（1949年）6月份举行。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开一次文艺界的大会，后来叫做第一次文代会。这次文代会以后成立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全国作协那时候叫文学工作者协会。安排两个大人物当头，郭沫若当文联主席，茅盾当作协主席。但是在周恩来眼里，中国除了鲁迅以外，还有四大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巴金怎么安排、老舍怎么安排？那时候，老舍还在美国，没回来，他是1949年的11月底回北京的。周恩来突然想到一个妙计，干脆成立上海文联和北京文联。上海文联由巴老主持，北京文联由老舍主持，四大人物各有其位。1950年6月份，两个文联开始成立。

        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老频频到北京开会，开人大会，开政协会，开作家协会。他到北京以后，一定要去老舍先生家里坐一坐，两个人要叙旧谈话，聊一聊文艺界的事。所以才有了那两个便条。

        “文革”后，老舍很快去世了，巴老最后关了牛棚受了好多罪，好在他活下来了。他听说老舍不在了，但是没有证实消息，因为自己还在牛棚里。他真正确认老舍先生去世，是看了日本作家的资料。日本有三个作家写文章纪念老舍， 1967年水上勉写纪念老舍的文章，1970年井上靖写纪念老舍的文章。后来开高健写了小说《玉碎》纪念老舍。这些文章，都是巴老从日本刊物上知道的，很感动。他说，“到现在为止，只要想起来就感谢日本朋友，真够哥们”。后来他无数次地重复这样的话。

        有一次好像是上海作协想出一本上海作家改革开放以后的合集，选了巴金的两篇文章。把文章给他，说请复查一下，看看文章选得对不对，合适不合适。他说“不合适”，他推荐了《怀念老舍同志》，他在这个文章里写了一句话， “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老在日本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我曾读过日本作家回忆老舍的文字，深受感动，在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真正善良作家的形象，日本朋友这样关心我们，实在是令人感动。”

        这是老舍和巴金。

连续三年每年登一部小说，全是老舍的

        接下去讲老舍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叶圣陶是一个老作家，他长老舍5岁，是大哥一样的人物。当时整个中国文学界，大概都把叶老当成大哥。那个时候，他在编杂志，编书本，搞教育。到了1927年，蒋介石搞了白色恐怖，在上海开始镇压共产党。郑振铎当时是年轻人，思想非常激烈，说了大量声讨蒋介石的话，都是公开的文章。蒋介石翻脸以后，肯定要迫害他。所以郑振铎不得不逃跑，跑到欧洲去，把他《小说月报》主编的事宜临时交给了叶圣陶，这是1927年的事。他自己到了法国，到英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老舍先生正好在英国。他前三部小说，以及后来的小说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

        老舍第一次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是在1926年，整个一年《小说月报》只登一部小说，它连续三年每年登一部小说，全是老舍。谁来编辑？郑振铎，中间接手的是叶圣陶。他接手的时候，正好在登老舍先生的第二部小说《赵子曰》连载。像这种小说，一般都要连载七八期，叶圣陶就接手编《赵子曰》。我估计郑振铎先生编了三期半，叶先生编了五期半，两个人交接班的时候，正好是《赵子曰》。从这时候起，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是神交久已。

        后来抗战中后期，他们在一起有比较多的交往。叶先生后来到了成都，是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头，所以老舍先生和成都分会的头之间有书信来往，有很多办会的业务来往。到抗战后期，叶圣陶到了重庆，所以他们之间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1945年抗战胜利，开始结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任务，在这个会上决定改名，把“抗战”两个字去掉，变成中华文艺界协会，请叶圣陶报告成都分会的工作，请周恩来报告延安的文艺工作，后来他们都回到上海。这个时候老舍和曹禺要到美国去一年，路过上海，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又开了一次会，这一年文协由谁负责？叶圣陶。抗战时期，老舍先生当过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头，他到美国去以后，让叶圣陶当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头。所以后来叶至善回忆，说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牌子挂到我们家门口，家就是会室，叶圣陶有一段时间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处于领袖的地位。

        解放以后，叶圣陶到北京去了，他不写作了，干嘛？做全国出版署署长，他多次和老舍见面。叶圣陶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顿饭都要喝黄酒，他要喝绍兴老酒，一天两顿。所以老舍频频请他下小馆，喝黄酒。两个人是酒友。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杭州菜老饭馆，那个经理突然跑过来见我，说，“告诉你，有一段时间老舍先生和叶圣陶先生老到我们这来吃饭，吃杭州菜，实际上他们俩不是光喝酒吃菜，还讨论菜谱。他们两个准备保留几十道老字号菜肴的菜系。”

        到了1961年—1963年，开始困难时期了，没得吃。周总理心疼文艺界的老先生，他突然命令乌兰夫，他是内蒙的头，说，“你发一个请柬，把文艺界的老前辈请到内蒙去。干嘛呢？吃羊肉，喝牛奶，增加点营养。”结果，1963年，就把一批老人请到那，这当中有老舍、叶圣陶、梁思成、林风眠等一批老文人。一住住两个月，到处走，一直走到北边大兴安岭，高兴得要命。这时候，叶圣陶天天记日记，他说，“只要老舍先生说故事，讲笑话，绝我们对不早退，一定要听完才走。”这句话在他日记里出现多次。意思是什么呢？只要老舍先生一闹腾，所有人一片沉默，就听他一人的，谁也不早退，一直到听完为止。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好，留下大量的照片，甚至留下了纪录片。1963年应该算老舍先生晚年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辈子的交情。

老舍的引路人是许地山，老舍的伯乐是郑振铎

        还有一个人，郑振铎。大家知道郑振铎是一个奇才，他当时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个大人物，忙得要死。他在1958年去世了，飞机失事。他认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在编《小说月报》。老舍的引路人是许地山，老舍的伯乐是郑振铎。为什么这样讲？当时老舍先生在英国教汉语，闲着没事，看许地山写小说，他馋，也写。许地山非常鼓励他。结果有一年，许地山回伦敦，聊天聊到没有话题了。老舍把他的手稿拿出来说，我给你念两段听听，这就是《老张的哲学》。念完两段以后，许地山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光顾着笑了。因为他写得很幽默。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你寄回国内去吧。寄给谁？寄给郑振铎，郑振铎的《小说月报》。老舍先生就把稿子扔进信封里寄回来了，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开始连载了。

        真正开始认识老舍的小说，而且向公众介绍的是郑振铎。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1931年以后，郑振铎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教书，那时候他经常去找冰心，他们是福建老乡，老早就是好朋友，就把老舍先生带到冰心家。那样，老舍才认识冰心，这又是1934年。冰心晚年回忆：有一回郑振铎把老舍引到我们家，我给他沏茶。这两个人问有烟吗？没有。一转身一看老舍不见了，再一看在桌子底下呢。帮助她三岁的儿子找小狗熊，好不容易把椅子后面的小狗熊找到了，儿子一高兴，抱着陌生的客人亲一口，把大家全招笑了。冰心就说可见老舍是一个热爱儿童热爱生活的人。以后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

        解放后郑振铎当了文物局局长，经常见面，郑先生永远兴高采烈，说哪发现了什么文物，哪儿又挖了什么大墓，哪儿又找了什么古籍。说着说着就开始骂街，哪儿有破坏文物。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老舍先生解放后爱收集小古玩，他专门把郑先生请来看看收集的东西。郑先生看了几眼以后，说了三个字——全给扔。老舍先生没生气，也回答了三个字——我喜欢。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那个是文物专家，他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老舍先生不管这套，这个有艺术价值，这个有历史价值，这个好玩，这个虽然有小的瑕疵，没关系，为什么？十全九美也是美，两个不同的思路，这两个并不矛盾。

        郑先生死了。老舍先生非常悲哀，最好的朋友，自己的伯乐死了，后来他常常提到，可惜了。而且他还这么惋惜，他说这个人太杂。如果他写小说是大作家。当然他现在还是大作家，他意思是他的才能用得太广。

        巴金先生、叶圣陶先生、郑振铎先生、赵家壁先生，老舍先生和上海的朋友们，讲完了。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