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论道莫干山

【编者按】

       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于2014年9月18日至20日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召开，数百位业已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聚集于此，就当前影响中国的一系列思想与政策问题展开理性积极的辩论。本次会议的讨论形式多样，既有开放式的全体会议、也有小规模圆桌讨论、还有众多形式自由的围炉夜话。澎湃新闻自其中遴选出生态、土地、治理等五场精彩讨论，囊括政策的最新走向与新锐的思想声音。

杨伟民：生态文明制度的基础在于产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制这一目标后，将以何种战略部署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而且落实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成为宏观政策层面最引人瞩目的战略问题。

        此次莫干山会议的重头戏是，邀请到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请他介绍建立生态文明体制的战略指导思想。

        杨伟民介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可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制度基础在于产权制度。当前制度中缺乏担任具体环境职责的所有权人，所以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能够行驶代表职责的管理部门。通俗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然资源的国资委。

        产权确定之后，还需要建立一个开发保护制度，对自然资源进行用途管制。目前用途管制分散在各个部门进行管理，管树的只管树，管水的只管水，这一体制易于破坏生态本身的系统性，今后将建立一个部门统一行使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

        第三，建立对自然资源使用的价格和税收机制，其工作重点在于完善资源税制，目前资源税只针对矿产、煤炭、铁矿石等，今后将扩展到水资源。

        在以上三步工作之后，最后一步是确立环保的监督惩戒机制。今后中国将在以达标排放为主的环保制度基础上增加新的制度，学习国外在污染治理中的基础性制度。这一从产权、开发、付费、保护四个方面建构起来的基本框架，将是未来中国生态文明的基础体制。

周雪光：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荒谬背后的道理

        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与未来”这一专题对话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提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学术研究目的不在于发现荒谬，而在于发现荒谬背后的道理。

        周雪光的这一观点，与其研究经历与思想脉络有关：他早年在河北省逐鹿县进行田野调查，将基层乡镇的治理现象提炼成为“逆向软预算约束”与“共谋”等理论，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此后又将学术兴趣转向中国政治史，试图自历史脉络中梳理出中国政府治理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周雪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即在保持“政令自中央出”的大一统架构的同时，允许地方以各种非正式制度应对治理需求，中央也保留一定的干涉和决断的权力。这就造成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间的权责一直没有很好的划分，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经验，同时也是许多问题的来源。

        例如，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膨胀，央地关系中存在的模糊运作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以往很多非正式运作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即使解决了，依然会通过媒介传播出来，引起全国性震荡。例如，一个地方性小学的问题，会引发对全国教育界和大的教育政策的讨论。在这一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厘清与地方之间的权责边界，只能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难以预料的压力，也只能做出迅速的多方向反应，从而导致政策的任意、多变与跳跃。

       

看待民族问题的三个视角

        “莫干山夜话：边疆治理和民族宗教问题”这一圆桌会议的召集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关凯，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对民族这一群体的理解，构成了今天民族问题的底色。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源于欧洲十七世纪中叶后逐渐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不同国家内部的人口构成、宗教文化、权利义务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界定，可以说是一种欧洲的地方性知识。而依据这一知识设立的民族区域制度是实践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现实和国家建设状况所进行的妥协。

        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刘琪认为，在许多地方地方社会的文化秩序中，不同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边界是十分模糊的。

        而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仲敬则以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式的视点，强调了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互动依存关系。边疆地区的历史同时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的影响，因此在思考边疆历史问题时应该引入国际关系的视角。

        

激辩土地制度：产权为先还是公平最大？

        与日前媒体上周其仁、华生、贺雪峰关于土地与城镇化问题的热议形成照应，本次莫干山青年圆桌会议上，分歧与争议最多的是土地与城镇化分论坛。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形成何种土地制度这一问题，土地私权派和土地公权派（规划管制派）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

        浙江省发改委前副主任、研究院院长刘亭认为，未来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应该是“让愿意下乡的市民下乡，愿意进城的农民进城”。集体土地要实现“三权到人”，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用益物权，集体经济经济组织当中的股权要落实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自由迁徙的基础上实现“三权随人走，三权随户走”的目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则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然资源”。他认为，当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技术问题得不到解决。

        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凌斌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即以现行法律体制为基础进行完善，最主要特点是集体代表农民，政府代表企业进行谈判，发挥乡村两级组织的主导作用。在这个框架内，宅基地使用权换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换商品房是应当支持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虚化，今后则应当加强维持。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的关键问题是公平，让所有人分享收益，涨价应归公。农地的问题关键问题是稳定问题，不是发展问题，因此农村小产权房绝不能合法化。

       

农民工怎样过上体面生活？

        本次莫干山会议上，专门设有“农民工体面生活的制度保障”分论坛。“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发起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实践平台。

        “浙江省工伤认定数221338，排全国第一，长三角占全国一半”，NGO小小鱼工友服务中心的黄才根介绍，工伤问题的现状触目惊心。珠三角的工伤问题也不容小视，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系主任郑广怀举例，珠三角每年仅因工伤被切掉的手指都很多。

        最近的富士康员工患白血病事件已经引发舆论热议，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新生代网站编辑吴琼文倩说，有很多患白血病的工人需要帮助。多年关注农民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指出，当下的工伤职业病维权与劳动关系是挂钩的，很多人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无法确认，在现实中中面临很大困难。

        女性农民工问题是论坛中的一个特殊议题。全国农民工有2.6亿人，女性农民工占了33.6%，这个有着八千多万人数的群体却很少被当成一个群体来看待。他们除了面临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外，还有很多作为女性的独特问题。女性农民工要过上体面生活，除了解决农民工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外，还需要考虑作为女性这个身份遭遇的困境。

        来自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童菲菲，用实际数据与案例分析了女性农民工有别于男性的一些特点：1、年龄男高女低，年龄大的女性非正规就业多。2、生育保障难享受，四期保护不到位。 3、工资男高女低，性别是主因。4、已婚妇女压力大，身心健康欠佳。5、性别暴力普遍。

        郑广怀认为，在不同的福利国家，谁来养孩子是不一样的。在高度自由的美国，大多数孩子是自己养，而在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经济形势好时需要女性出来工作的时候，国家就会提供孩子的照顾服务，让女性出来工作，经济形势不好时，又让女性回到家庭。而北欧一些国家则基本是国家来养。中国目前这种状况，养孩子的任务基本上都落在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了。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王洪喆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目前活跃的女权话语是中产关注的问题，但最基本的家务劳动以及托儿的问题是缺失的。希望可以做一些具体推动，参照国外经验，要求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建立托儿机构，由硬性法律规定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