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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经济结构变化才能保持5%以上增速

澎湃新闻记者 张中江
2014-09-22 17:3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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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华生。 资料图


        主讲人:华生(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

        主题:经济环境与企业战略

        时间:2014年9月19日

        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

        华生与周其仁这两位经济学家就土地问题改革的争论愈演愈烈。9月20日,华生再次通过媒体发声,刊发一万三千字长文“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分歧——答周其仁教授最新的批评”,周其仁方面则尚未有最新回应。

        在文章刊发前一天,华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教育、创新、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只能保证经济一般的增长。只有通过阶段性的结构转换,将农民从低产出的农业转移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才能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5%以上的增速。

        以下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华生演讲摘录:

原来的因素恐怕都支撑不了中高速增长

        很高兴在这说几句,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般这种会我不参加的,尤其是企业家,我知道企业家基本上不听经济学家的。他们自己的判断是非常精明跟老道的,但是因为这两天,刚刚讲到了我跟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他上一个星期发表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是13000字,明天出来。林院长请我,我不来的话他们认为我心怀鬼胎,所以我选了一个题目——经济环境与战略。经济环境今天讲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过去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我觉得假如真是这样,我认为跟我们企业家就基本没啥关系了。因为就是高速增长也不能保证每个企业高度增长,照样有那么多企业跨掉,中高速在全球那就是了不起的高速。实际上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个话题为什么有意义?我担心咱们不是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甚至是中速,没准到低速,没准来一个大起大落,这是国际国内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确实对企业家是很大的挑战。就是整个经济环境发生特别大的剧烈变化。

        比如像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如果你在温州,赶上温州这几年,又赶上地产的冲击,你经营得很好,担保方、交易方都垮了,跟你赖帐那就麻烦了。所以最关心的应该是经济环境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出现大的波动,政府就有应对,如果应对得很好大家日子就好过。如果手忙脚乱应对错了,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所以我想经济环境的核心恐怕在这方面。

        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30多年,后面增长的前景,我个人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说到中国经济,我赞同林毅夫说的,有潜力。但是潜力不是现实,潜力发挥不出来的太多了,印度经济也非常有潜力。有潜力的地方很多,但是最后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太多因素。应该说我们目前的挑战,还是非常尖锐的。因为这个挑战不是今天才存在,2008年(到现在),一转眼就6年了,当时我跟几个人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展望与前景。因为改革开放10年的时候,我们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末尾就是中国面临三个前景……。改革开发30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最主要的是分析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靠原来的因素不仅支撑不了高速增长,恐怕也支撑不了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

        当时的分析是,中国过去经济几十年增长有四大因素在支撑,或者是四轮驱动。第一是改革开放。我的观点就是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完全不亚于改革的意义。如果我们关起门来搞改革,我们今天恐怕还没前进多远。从开放当中获益,我们依靠后发优势,大大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一直是大变革,这是后发的好处,后发有弱势也有优势。现在的麻烦是,一开始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人没认为有大变革,认为撒下一点面包你愿意怎么捡就怎么捡,捡了30年他认为不一样了,现在某种意义上在很多地方成为对手了,大差距的好处慢慢在消失,反过来人家慢慢把你作为对手进行防范、博弈、围追堵截。对外开放这些年来实际上已经产生变化,这是30年分析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主要靠开放,靠后发优势,尽管这点优势今天还有,但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负面的因素在不断增加。

        第二,市场化,一方面通过双轨制,通过引进市场因素,逐步使得整个经济市场化了。另一方面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对国企进行改造,这个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30年以后,问题也大了,市场化的好处也有了,市场化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企业改革这一块更是这样,我们的国企改革,经过了几十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应该说30年前提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来。35年前开始就说政企分开,现在国企、央企根本都没有政企分开。

        第三是靠农村,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实际上提供了第一支火箭的推动力。1984年以前最大的就是包产到户,焕发了活力,给中国领导人信心。因为过去从来吃不饱饭,在那个信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的改革。后面是没有想到的,小平同志没想到乡村的发展,更没想到几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这些因素带来的变化推动了我们过去的发展和增长,但这些因素现在的推动力在消失,问题在出现。每家两三亩地的种植显然是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农民进城打工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最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现在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就是长期的候鸟式迁移,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的成本上升了。但是我们劳动力、人力成本的提升非常有限。农村人普遍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了。所以我们现在经济需要提升的时候,人不提升,下面的增长就会遇到瓶颈。

        第四,跟地方竞争有关系。我们国家大,靠财政承包和地方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我觉得我们做企业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机会,各个地方竞相用更优惠的力度吸引投资。像这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尽管我们很不满意,但是别人看起来,比如到印度去投资,他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天堂了。这个地方竞争现在也开始走到另外一面,由于地方竞争,地方政府的作用,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它的发展,造成一系列扭曲。

经济增长要达到5%以上要靠结构变化

        因此原来的推动力都开始在衰减,我们要想继续增长靠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讲到靠技术进步,靠教育,靠创新,这些都不行了,这些只能保证一般的增长。技术创新你比不上美国,人力资本你不能比美国强,我们要改革体制,我想我们一天两天也改不成美国那种有利于创新的体制。这些因素,美国每年增长2%就感觉很好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标定在2%到3%,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说新常态只不过从10%降到5%左右,这样一般化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因为全球都没有。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还有比较高的潜在生产力?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对的,但解决不了问题。在金砖四国里我们也是最顶端,什么才能支撑这个?实际上只有靠我们在这个阶段上的结构转换。这个最大的结构就是农民从低产的农业中走出来,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因为在土地上现在农民一般产值就是1000元人民币,他现在就是出来到城里当小工,马上产出是好几万。所以这块的收益我个人觉得是支撑我们今后20年左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超过5%就比较高了,5%以上的增长,光靠技术因素,其它一般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中国现在户籍人口占35%左右,65%是农村户口。农民工进来了两个多亿,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候鸟式的,到40岁左右就开始回流。家属绝大部分还不在身边,还有几千万的儿童是留守的。

        经济增长要达到5%以上,主要还要靠结构变化。这个结构是所有的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潜力,所有的企事业都是这样,在这个转换当中除了正常的技术进步、创新,最主要的是因为你处在这个阶段上,是有大量的人口,占总人口当中很大比例从低产的农业部门转向高产出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他们带来的。而这转变同时跟另外一个转变也是一致的,就是在从农村这种规模经济比较差的,集聚度比较低的地方进入城市。城市是高度集聚的,上班时间缩短,交流、沟通的成本降低,包括这么多企业,同样是互联网企业挤在一起,同样是金融企业在一条街上从低产出的产业向高产出的产业转移。另外也是规模不那么聚集向规模聚集的地方转移。这两个比较大的变化才是我们有可能继续维持高度增长的动力。

        但是这个增长需要对我们的政策形成重大调整。当然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已经开始提出来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当然应该是比较晚了,应该早六年,早八年。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应该是远远不够的……经济环境,恐怕最主要的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经主办方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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