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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马识途忆贺龙：他故意走别脚马是为了告诉我们怎样打胜仗

马识途

2014-09-23 13:55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百岁老人马识途先生最近出版了《百岁拾忆》一书，这本书是追怀过往、反思历史的回忆录，是他学习巴金说真话的书。澎湃新闻经授权，从书中选取马先生与贺龙元帅交往的若干回忆片段。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1915年生于四川忠县（今重庆忠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1945年毕业。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等职。不过，他在大众中最出名的，就是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

百岁老人马识途先生

初识贺龙

我们奉命前往西安的这一路上，由于战争，铁路时通时不通，火车是走走停停，有的地方实在不通，我们只能乘坐牛拉车前进，等我们到达西安时，已是 11月初了。由于当时贺龙的司令部还在山西临汾，我和王宇光又从西安转道临汾去见贺龙。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贺龙，可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并不生疏。当年国民党把他描绘成为红胡子、绿眼睛，喜欢吃小孩的“魔鬼”，而湘鄂西农民则说他是从天而降的一条龙，有通天本领的盖世英雄，从而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骁勇善战、粗犷剽悍的草莽英雄形象。可当我们见到贺龙时，却没见什么草莽英雄的气概，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留着小胡子、魁梧健壮且很随和的长者。

贺龙很亲热地把我们让进屋子坐下。他随手拿起一个黝黑发亮的烟斗装烟，和我们闲谈起来。我当时只顾呆呆地盯着他看，都没注意到贺龙的问话，还是王宇光的提醒我才回过神来。贺龙有几分奇怪地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贺龙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还提到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一一做了回答。我正在奇怪他怎么知道四川这么多情况，贺龙笑着解释说他曾带过旧军队在四川驻过防。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贺龙一直是那么乐观开朗，富于风趣，没有一点架子，让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于是我告诉他，抗战初期我在鄂西做地下党工作时，听到当地农民讲了他很多传奇故事。我告诉他说，当年八面山下的农民传说，贺龙化身为一条龙从天而降，在八面山上又竖起了红旗，这引得周边的农民都想去八面山投奔贺龙。我们有一个地下党员就自作主张上了八面山，上去后才知道上了山大王土匪的当，跑了回来，我批评了他。

贺龙听了我的话，笑了起来，说：“你一来就老盯着我看，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像一条龙吗？有从天而降的本事不？”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跟着贺龙到了西安，那里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南下四川。贺龙让我给南下军政干部做一个关于四川情况的报告。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四川的情况和风土人情，特别强调四川村镇普遍存在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袍哥”组织，这个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当地地主联盟和土匪的武装。我告诉大家，这些地头蛇都是十分凶恶狡猾的，我们地下党就曾吃过他们的亏，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可一些南下干部对我说的却很不以为然，他们在大组讨论会上说：“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被我们打垮了，还怕四川乡下的几条毛毛虫？”我听到他们这种说法后很担心，于是告诉了贺龙。贺龙听到我们的反映后也非常重视，他说当年他在四川驻防时就深知袍哥的厉害，必须马上纠正干部中这种轻敌思想，要注意不要叫地头蛇咬了。后来解放大军南下到达成都不久，就出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地主土匪武装勾结在川西以及川西接壤的西康、川南、川北的部分地区发动的暴乱，杀了不少我们基层工作队的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以至占领了一些乡镇县城，打到了成都郊区，十分猖狂。大家才知道我说的不假。幸好贺龙等军政领导早已预见于此，采用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的办法，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平息了这些暴乱。这是后话。

第一件大事

我们在随大军南下途中，有一天，贺龙突然问我：“你说我们进入成都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如果照常规来回答，进入成都，一定是肃反啊，安定秩序等。可我却告诉他如果要安定民心，进入成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岁修，这本是我们地下党同志一路上研究的结果。

贺龙很奇怪我的回答，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说，成都平原之所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称为天府之国，就是靠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滋养。但由于每年都江堰河底都会有上游冲下来的泥沙淤积，如不及时修整，就会给成都平原带来水患之灾，所以无论哪朝哪代，凡到四川主事的，都知道在每年冬春枯水季节修整堰体，淘理河道，待春种前完成岁修工程，清明放水，以确保川西坝子的稻秧能顺利栽种。但 1949年夏天曾有洪水冲坏都江堰大堤，而国民党政府因溃逃未进行岁修，已经耽误近两个月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岁修，就会赶不上来年春天的清明前放水，就会影响成都平原的春种，几百万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

贺龙听了我说的，觉得很有道理，在南下戎马倥偬之际，还特地召开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决定一进成都，就马上派人组织都江堰岁修。后来成都刚一解放，军管会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出五万银元用于都江堰岁修工程，并派干部带领技术人员赶到都江堰。当时，由于土匪和特务作乱，严重影响岁修工作的进行，驻灌县的解放军一个师又派出兵力，一边修堰一边剿匪，终于在 1950年清明前抢修完毕，清明节如期砍杩槎放水。

大战略

我们随贺龙的部队从西安开始向四川进军。一路上，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可解放大军却是走走停停，而且在秦岭大巴山一带，英勇善战的解放军却似乎对胡宗南的防线久攻不下，形成对峙，前进的步伐也停了下来。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对此都很着急，也很奇怪，我便向贺龙提出这个问题。

贺龙告诉我说，就他个人而言，也巴不得早日进军四川，但是解放军不仅是解放四川，还要全歼在四川境内的所有国民党部队。他说：我们从陕西入川的解放军之所以故意对胡宗南的防线突而不破，攻而不进，其目的就是把国民党的部队吸引和滞留在川西北一带。而且为了迷惑敌人，刘伯承、邓小平还曾故意在郑州亮相，佯称二野将从陕西向四川进军，实际上刘邓大军主力已快速从贵州云南迂回而上，以封住在四川的国民党军队的退路。到那个时候，我们一野再从北面迅速进攻四川，这样就能把敌人包围在四川盆地，最终聚而歼之。

听了贺龙一席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个全歼敌人的大战略，竟然没有被蒋介石识破，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开往川北驻防，果然上了当。当解放军南下各部队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四川盆地时，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如猛虎下山，日夜兼程，跨秦岭越巴山，飞速前进，直奔成都平原。解放军从四面八方逼向成都，胡宗南及四川境内其他国民党部队数十万人，全部被围在成都平原。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有六个兵团相继起义，少数负隅顽抗的也全部被歼灭了。

1950年4月，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人员合影，图中人员有贺龙（前排左三）、李井泉、周士弟、宋应、冷寅东、马识途（后排左三）等。

天亮了

1949年 12月 29日，成都冬日里难得的大晴天，我和向黑樱处长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引领解放大军入城。

那天，成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万人空巷，齐迎解放军。我们从成都的北门进入市区，一路上，欢迎的群众已经把道路都快塞住了，而且越往城里走，欢迎的人就越多，我们进城的解放军队伍只能是缓缓前进。欢乐的群众在我们的车前和左右载歌载舞，有的青年学生在背上写着“天亮了”三个大字在那里扭着秧歌。满大街锣鼓鞭炮震天响，许多花束向我们抛了过来，不多一会儿，我们的汽车上就被鲜花堆满了。

在欢迎的队伍里我看到了我认识的地下党同志和站在游击队的旗帜下穿着农民服装的武装战士，他们个个眼里含着热泪，有的趋前与我握手，有的甚至挤上吉普车高声欢呼。看着他们，我想到那些用鲜血为我们铺筑了光明道路的同志，更想到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战友，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天终于亮了！

入城的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公开地召开了全体地下党员参加的大会。得到通知的地下党员们从四面八方赶了来。我们站在大厅的门口迎接大家，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见到我们的第一个要求都是“快给我工作吧”。

几百地下党员汇集在会场大厅。过去由于地下党的工作纪律，很多同志相互之间都是不认识的，有的也许曾经认识，但却并不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更有的甚至可能被别的同志怀疑过吧。只见不少人面带惊诧地互相望着，然后热烈拥抱握手和亲切交谈起来。

当我宣布开会，刚响亮地说出“同志们”三个字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样的表现只有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天亮了！成都解放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终于能光明正大地集聚在一起，毫不避讳地大声呼喊同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入城后的第三天，在川西区党委礼堂，举行了老区南下同志和地下党同志的会师大会。贺龙和区党委其他领导都出席了大会。会上，贺龙向我们地下党的同志表示了慰问，强调老区同志要和地下党同志团结一致，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搞好各项接管工作。我也代表地下党向南下来的老区同志表示致敬，同时强调我们地下党过去在白区残酷的条件下，没有机会好好学习，思想水平和政策观念相对较差，必须认真向老区的同志学习，协助他们做好接管工作。当天晚上，区党委搞了个会餐，招待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畅饮“团结酒”。我凝视着那玻璃杯中的葡萄酒，红得似血，一下又想起那些牺牲了的亲人和朋友，不由得黯然神伤。眼前的欢乐是多少眼泪和鲜血凝聚而成的呀。

贺龙在成都

贺龙在成都时，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和他接触，深深为他的智慧、气度和应变能力所折服。他善于审时度势，机智地化解各种矛盾。

当年贺龙率几万解放军进入成都，面对的却是起义或投降的国民党几十万武装部队。虽然这些部队士气涣散，但仍有些顽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蠢蠢欲动，一旦这些人挑动部队与土匪勾结和我军作对，后果很难预料。为了安定这些国民党投诚部队，贺龙除了派大批军代表到国民党投诚军队中工作外，还多次请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相见恳谈，向他们宣讲政策，晓以大义，妥善安排他们的出路。他从不以战胜者姿态对待这些将领，而如对待朋友一般随和真诚，打消了这些将领的疑虑，顺利地把这些投诚部队调出川西或四川去整编，消除了最大的隐患。

贺龙对投诚国民党军队给以宽待，但对于兴兵作乱的，哪怕是一点萌芽，他都坚决镇压，决不姑息。我记得有一次得到消息，驻新津某地的敌军捣乱，杀了我们派去的军代表。贺龙知道后很生气，马上派出部队进行围剿，很快把那支叛军彻底消灭了。

贺龙在成都除开首先和基本群众接近外，也很注意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及资本家老板交往，通过座谈会把党的政策直接交代给他们，征询他们对安定地方、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的意见，以稳定成都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后来成都周边土匪暴乱，城里有的头面人物利令智昏地向贺龙放话，说只要请他们出山，他们自会去“拿言语”平定四乡。这明摆着就是想利用土匪暴乱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共产党让权，任由他们主事。贺龙表面和他们敷衍，根本不接他们的茬，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待送走这些人后，贺龙非常生气地表示，这些人休想变天掌权，他就不信对付不了那些土匪。他给部队下命令说：“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后来我们剿匪胜利，那些头面人物也不敢再嚣张了。

贺龙对敌人毫不留情，但对我们却很随和，见面时还常和我们开些小玩笑。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志正在下象棋，贺龙走过来看了一会儿，便蹲下来指点那位同志走棋，到后来干脆由他和我直接对战。贺龙走棋的速度非常快，我刚落棋，他那边就跟上了，于是他就不停地催我快走。我素来思想迟钝，很不习惯快走，他这一催搞得我心慌意乱。贺龙见我心慌意乱，反倒催得更紧，这下子，我的思路被完全打乱，棋局也被打乱。

这时候，贺龙突然大叫了一声：“将军！”我仔细一看，原来他走了一步别脚马，才把我的帅将住了的。我告诉他这是别脚马，不合规矩，贺龙笑道：“我才不管别没别马腿呢，两军对阵，讲什么规矩，吃到你的老帅就算赢了。 ”

贺龙见我和观棋的人愣在那里，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索性丢开棋局，和我们讲起打仗的事来。他说，下象棋是游戏，游戏自然要遵守游戏的规矩。但打仗不是游戏，两军对阵，其目的就是要战胜对方，打赢了就是规矩。他讲到在红军时代，他们和国民党打仗，从不按国民党的《步兵操典》打，总是用非常之计谋，打非常之战斗，因而取得胜利。一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不服气，说红军打仗没有章法，贺龙告诉他们说，反正把你的部队打垮了，捉到了你们的将军，这就是章法。他告诉我们说，敌人以为是那里别着了马腿，我们不可能打过去，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我偏要走这步别脚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同时他还提到，在走棋时他故意催我，就是为了让我在被催慌时自乱阵脚。打仗也是如此，就是要把敌人搞得心慌意乱，自己才能争取主动。

贺龙这一番战斗哲学，对我们启发很大。原来他故意走别脚马是为了告诉我们打胜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