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周其仁到底有没有农地问题的常识

【编者按】

        自华中乡土派投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om）质疑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农地研究存在有违常识之处，引起学界广泛反响，赞同反对声皆有，澎湃新闻随即发布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徐远副教授的文章进一步讨论该问题。在这之后，华中乡土派代表贺雪峰教授投来此文进一步表达观点。乡村问题至关重要，文章仅代表作者立场，编者希望吸引更多不同的声音和有价值的学术讨论，正如贺雪峰先生所说，“只要是认真讨论问题，就有助于辩论清楚问题，就是良性互动”。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徐远在澎湃新闻发表《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回应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桂华所写《地票与小产权房，周其仁教授到底要哪一个》（后编辑为“周其仁农地研究有违常识”）。只要是认真讨论问题，就有助于辩论清楚问题，就是良性互动。

        徐远文章的具体内容很值得讨论，唯最后一段有待商榷。他是这样写的：“笔者恰好识得周其仁，知道他上山下乡七年半，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农村调查，后追随杜润生参加农村改革工作，并参与1980年代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研究农村改革30多年了。周其仁对农地问题有没有常识，本身应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对于这个“常识性问题”，我也有话要说。

一

        相对于周其仁教授，本人进入农村政策研究要晚得多，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农村调查，且主要是做农村社会学和乡村治理的调研，很少关注土地问题。及至2009年，看到一些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深感这些研究不接地气，甚至有违常识，而写作《地权的逻辑》一书，其中对周其仁教授“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数目惊人的货币财富”的观点也有所批评。

        周其仁教授看到拙著之后大为不满，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近8000字的长文，批评我“文理不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调查“走马观花”，论证“压根就拿不出哪怕一个实例来举证”，质问我“到底受的是哪一门的训练”，训示说他所带领课题组在成都调研，“收集了都江堰市2000例联建合同的全部副本”。周其仁教授没有与我讲理，除了批评我不学无术、文理不通以外，就是认为我的观点是“经典的奇谈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事实的支持”。周教授这个口气，活生生掌握了从中国革命到新近农村改革的全部真理！

        在周其仁教授发表对我的长篇批评之前，我对周其仁教授在土地问题上的一些提法颇感困惑。包括他说的以上“经典”的、影响很大的“数目惊人的货币财富”论，还有“建设用地里头有财产”论，以及农地制度方面的若干提法。等到读了周其仁教授批评我的长文，才发现周其仁教授也许是真不懂土地制度，尤其不懂农地制度。他缺少关于土地制度的常识，又没有不耻求教的心态，端着架子坐在上头，其结果就是其言论之荒谬已到极点。

二

        周其仁说“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数目惊人的货币财富”，正是这样一种认识使他认为，只要让农地农房入市，农民就可以获得巨大土地利益。而之所以农民没有获得巨大土地利益，只是因为制度和政策限制了农村土地交易。也是因此，他认为小产权房合法化是必须的，国家不允许小产权房入市是违宪的（他还好意思提到宪法）。

        但周其仁完全误会了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与真正建设用地的区别。

        农民宅基地和其他生产生活附属设施建设用地也可以称为农村建设用地，但显然，农村建设用地是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维系村庄生活所提供的建设用地，这样的建设用地与城市主要用于工商业的建设用地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土地。仅仅因为“农村建设用地”一语后面有“建设用地”，就望文生义以为可以象城市建设用地一样产生巨额增值收益，就能变成“数目惊人”的货币财富，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要占用一些土地作附属设施建设，建住房要占用宅基地，但这些土地其实也就是耕地或荒地，而不是真金白银。

        若按周其仁教授所说，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经由市场竞价就可以变成惊人的货币财富，那就可以让农民将各种耕地荒地都变成自用的建设用地，再到市场上竞价，大发其财，岂不很好？若有这等好事，农民当然就都可以发财致富了。只是天底下没有免费午餐，周其仁能想出如此容易让农民发财的捷径，难道不是缺少土地问题的常识！

        周其仁2011年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下乡在黑龙江，我今年到下乡的地方看，当时的连队全拆掉了，形成了小集镇，这叫垦区的城镇化，连队一拆掉，建设用地算下来节约40万亩。现在当地不知道怎么用了，只能复垦打粮食。我就跟当地人说，这建设用地里头还有资产呢，就是原来盖房子的权利。如果能把40万的指标买到重庆去，或者把贵州的地卖到上海去，这对城乡统筹、对区域协调发展、对收入分配意义非常的大”。

        原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宅基地和生产生活附属设置用地因为城镇化而复垦为耕地，周教授痛心不已，认为这些废弃的土地“只能复垦种粮食”实在是太浪费了。问题是，过去在这40万亩土地上建房子，目的就是为了农业生产，现在农民城市化了，种粮食不再需要占用这么多土地，将多占土地复垦种粮，这难道不是太正常的事情，而要引起周教授痛心疾首？“建设用地里头还有财产呢”，怎么越看周教授越象是变戏法的！

        周其仁在批评我的文章中写道：“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贯穿本书的如下核心命题：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周其仁认为“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经验事实的支持”。其实，只要对当前中国农村作稍微深入一点的调查，就很容易发现，当前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人地分离，而农民耕地规模小、土地细碎，现有农地产权安排导致农民耕作极为不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最迫切的愿望是整合细碎的土地产权，从而形成小块并大块的连片经营。

        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办法是强化村社组织为方便农户耕作而调整土地的权利，而不是无限扩大农户对每块具体土地的权利。可惜当前政策受到周其仁教授的误导，正在农村搞土地确权试点，这样的土地确权将导致当前农村细碎分散的土地产权的整合成本极高，以致于土地根本就无法有效耕作。只是这样的产权安排的代价不归周其仁教授承担，农民却是要为此多流汗、多流泪甚至多流血的。

        周其仁说从中国土地革命直到目前成渝改革试验区都没有可观察的事实来支持我的观点，但只要到农村听一听农民的意见就可以发现，农民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确权的啊！周教授实在是太不了解农村了。只是他如此大言不惭，令人羞愧啊！

三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到，周其仁教授确是缺乏土地常识的，徐远说周其仁上山下乡，参加农村调查，参与起草一号文件等等，如何还会缺乏常识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周其仁的经历。

        周其仁1952年出生，上海市人，在上山下乡之前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缺少常识是很自然的事情。文革期间到黑龙江上山下乡七年半。遗憾的是，这七年半中，周其仁这些上海知青与农村没有接触，而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垦荒，这种垦荒虽然从事农业生产，却既无村庄，也与一般农民没有接触，生产兵团建制也是半军事组织，与人民公社体制几无关系。周其仁甚至都没有接触农业，而是在山上打猎。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周其仁在这七年半时间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包括农地问题有什么认识。

        恢复高考，周其仁考上人民大学，大学未毕业，因友人引荐，进入杜润生所支持与领导的农村发展组。应该说，周其仁的文笔是不错的，也是读了点书的。但一个本科生，当然不能说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在1980年代初一包就灵的总思路下面，周其仁奉命下去调查，主要是有倾向性地搜集支持分田到户政策的证据，以说服党内仍然对分田到户政策持有怀疑态度的老同志，这样的奉命调查显然难以真正深刻全面地了解农村。

        真正奠定周其仁在农地制度上权威地位的是他1987年开始在贵州湄潭主持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改革。至今周其仁仍然对湄潭改革津津乐道。我恰好也在前几年到湄潭调研，发现周其仁所说改革成果几乎是一样都没有实现。相反，周其仁的主要助手、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刘守英在湄潭试验25年后的2012年回到湄潭调查，发现20多年过去了，湄潭“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意愿仍然强烈，93%的被调查者同意按人口进行土地再分配”，其原因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设计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与其说湄潭改革是经验，还不如说是教训更合适。本来，改革就有可能出错，湄潭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只要善于总结，我们就可以从试验中获益。但是，周其仁从而不谈湄潭教训，而仍然固守自己理念，他如何会在农地问题认识上有进步呢？

        湄潭试验后的近20年，周其仁几乎不再到农村调查，而这20年正是中国农村变化最快的20年。

        农村的快速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农民很少流出农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相分细碎的农地产权安排并不特别影响农业生产，而在当前农民大量外出，农村人地分离背景下面，过去为公平而进行的细碎的地权划分，就尤其需要借用村社集体力量来整合，所以农民有强烈的在农业生产上进行“统筹”的需要。周其仁不调查，哪里能有这么个常识？他批评我调查不深入，我最近10年可是有超过1000个工作日的驻村调研，而且是没有人陪同的调研。我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每年驻村调查超过4000天，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10个以上人员住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村调研，我们对农村最新最近情况的变化，对农民的所思所想，难道不比周其仁教授清楚得多？周教授视野所及仅到北京郊区，却端出如此之大的架子，是不是太过离谱？

        说周教授视野所及仅到北京郊区有点不公平，因为周教授说他最近几年都在成都调研，并说他们搜集了都江堰2000份农民联建合同的全部副本。笔者也到成都调查多次，听到不少关于周教授的轶事。有接受他调查过的农民说，“周教授真是好人呐，我们说什么他都信”，明明是说的假话，周教授听不出来，因为他缺少农地的常识。有好几个县乡干部对周教授在成都搞的确权极为抱怨，说周其仁害苦我们了。因为周教授是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好朋友，周其仁让李春城在全市搞“长久不变”的确权，除了折腾，什么也没有。笔者的博士生在成都调研，刚好看到一张周教授2012年在成都“调研走访基本情况一览表”，三天时间，走访13场，连吃饭在内15个小时，全程都有官员陪同。这样的学者调查与官员到农村视察有何区别？周教授能学习一下我们住在农民家中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调研精神吗？不然就不要端出老大的架子来。

        这几年刚好与周其仁在80年代杜润生领导农村发展组的一些同事有接触，甚至关系很好。周教授的这些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能说会道，刚愎自用。论对农村的了解，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周教授号称为8亿农民说话，但周教授几乎是所有资本圈子的座上宾。他本来不了解农村，缺少土地常识，但我想他一定很了解资本的想法和愿望。这个几乎是所有资本圈子坐上宾的代表农民说话的人，我看农民还是不要让他来代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