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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他们在谈什么

澎湃新闻记者 焦东雨
2014-09-26 15:02
来源: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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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更重要的是可操作性和开发出一个良好的互动模式。

        自2012年2月习近平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2013年6月加州习奥会双方达成共识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官方与学界谈及中美关系时的热点话题。当地时间24日,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希拉里·克林顿和基辛格时,又重申了中方这一提议。

        布什政府时期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蒂芬·哈德利在2013年10月对中美实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持乐观态度,到了2014年6月他却说没有那么乐观了。为什么?

        有中方学者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迄今取得的进展就是,美方开始接茬了,美国人开始说这个词儿了,这是多少年不曾发生过的情况。

        中美关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概念的定义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分歧在哪里。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截取一些奥巴马及其团队一年多来的公开表述,看看美国人在谈到“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儿时,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统领型” 奥巴马:新型关系由持续地实际合作和建设性分歧管理定义

        作为需要为全球事务鞠躬尽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深入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不多,有两个片段或许值得一提。

        一次是2013年6月8日,加州习奥会期间回答中国官方电视台记者提问。问题是美国能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贡献什么?

        奥巴马首先提到了他与习近平刚刚探讨过的一些具体议题,比如加强中美军事交流,“这是一个可以实际推进中美新型关系的例子”。

        随后奥巴马转换了话题。“我向习主席强调了我的坚定信念,即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成功的话,将会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并且中国将会达到一个与我们平等合作的伙伴位置,来处理没有任何单一国家可以独自面对的全球挑战。”奥巴马提到了气候变化的例子。

        一次是2014年7月8日,奥巴马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表的声明。“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我们致力于推进这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由持续地实际合作和建设性分歧管理定义的新型关系。我们应该借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契机向世界展示——即便像我们这么复杂的关系——我们仍坚定地确保合作主导着双边关系。”

        奥巴马在2013年时确实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述,但更多的只是“新型关系”或者“新型合作关系”。关于具体用词,中方最初的英语翻译是“New Type”,美方用词是“New Model”。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现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韩磊(Paul Haenle)在2014年初撰文说,“非但没有狭隘地聚焦在用什么词来表述这个新框架,奥巴马政府对两国可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加强合作、削减分歧,最终实现中方提议的这一理论模式显示了更大兴趣。”

        美方其他人员的表述,尽管因人而异,但始终没有脱离奥巴马的“合作与分歧”基调。

        

“行动派” 约翰•克里: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实际行动

        国务卿约翰•克里是谈论这个概念较多的美国人,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后,几次密集的表述充分体现了这位首席外交官的态度。

        2014年6月30日,克里在华盛顿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采访,其中被问到“这个新型关系如何实现?这个新型关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克里回答说,“这个新型关系仍在被定义。它是个好概念,我们也想与中国有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但重要的是,中国要认识到国际社会成员要遵守的全球准则、商业标准、国际行为标准。消除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市场开放方面的摩擦,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

        7月10日的美方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官方电视台记者向克里提问,“一些美国分析师认为中国提议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圈套,即美国单方面适应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美国不应该接受这个提议。你对此如何评价?”

        克里重申了美方欢迎中国和平崛起立场后说,“我们不觉得把21世纪的大国关系定义为新型关系有什么问题,但它不是空谈能定义的,也不是我们划分区域、暗示势力范围所能定义的。它应当由我们共同接受长期以来所遵从的保护我们价值和利益的国际行为准则来定义。……它意味着在规则体系内行动。”

        8月13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关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中,克里再次重复了以上观点。“但别搞错了:这个建设性的关系,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单靠口头说说是不会实现的……它将由面对共同挑战时更多更好的合作来定义。它将由共同接受良好服务于我们两国和地区的规则、机制来定义。”克里举了伊核问题、朝鲜问题、气候变化、打击海盗和南苏丹问题等中美合作的例子。

        显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研究员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9月19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题论坛上,达巍表示,他觉得“美方对用几句话来解释一个概念不感兴趣”,双方具体的合作才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

        “原因之一是中美之间疑虑很深,不愿轻易接受对方提出的概念和观点。另外,中美两国战略文化不同,中国人习惯先谈大概念,美国则习惯先谈细节。最后,由于以往都是美方主导,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中方主动提出概念。”达巍评价说。

        

“婉约派” 苏珊•赖斯:我们寻求一种“可操作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演讲,其中她提到了新型大国关系。

        “对于中国,我们寻求一种可操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意味着管理无法规避的竞争,同时推进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双方利益重叠领域的深层合作。我们都寻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一个稳定和安全的阿富汗,终结苏丹的冲突。在像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这样的地方,我们也有机会采取一致行动支持那里的和平与发展,持续的发展将会为非洲以及我们两国的人民带来持久的收益。”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在2014年初的文章中分析认为,“赖斯使用了中国提议的那个词汇,但加了一个说明——可操作的。赖斯的字斟句酌是要向中国领导层发出明确信号,即美国有兴趣和意愿探讨新型大国关系。但赖斯这个‘可操作的’一词同等重要,意味着美国会首先确定如何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加强双边关系的实际努力。”

        2014年9月7日至9日,正值中国中秋节,苏珊•赖斯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赖斯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均提及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但大量外媒在详细报道赖斯访华时,并未提及赖斯的上述谈话。他们引用较多的是“奥巴马坚信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能引出重要结果的双边关系,当美中合作时没有哪个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更好的解决。”

        不过,能明确查到的是,9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关于赖斯访华的简短声明说道,“她会在总统11月访华前,强调美国关于两国建设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系的承诺。”

“直白型” 麦艾文:开发出一套新的互动模式和合作习惯

        2014年3月28日,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在演讲中谈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麦艾文说,美中关系没有安装“自动驾驶仪”。它要求强有力的领导,远见,决心,以及政府官员的小心管理,来保证这一关系的持续成长。它依赖于两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抉择,双方都聚焦于扩大合作的领域,确认双方的利益重合点在哪,双方是否有国内政治空间来寻求合作,双方是否具有能力和政治意愿来共同解决问题,同时管控分歧。

        “这就是当我们谈到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一方面扩大合作和协调,另一方面管控分歧。换句话说,新型关系就是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的)新型关系。它事关避免崛起国与守成国难免冲突的模式,当然,问题依然是你到底如何做?”

        “我们的观点是,从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模式开始,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它要求我所提到的远见和决心。中国有人说,要建设这个新型关系,美国必须接受和适应中国的核心利益。”

        “我们(对新型关系这个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少聚焦些核心利益,更多聚焦在共同利益以及通力合作解决那些与我们利益一致的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紧迫挑战上。这些挑战众所周知——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增长,能源安全。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美中的努力。没有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对任何一个持久解决方案来说,两国都是关键。历史将裁判我们聚焦在共同利益,搁置、管理分歧,在共同利益领域取得进展的能力。”

        大约一周后,麦艾文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解释了他这么说的原因。“我试图做的是,让人们知道(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关系’这个概念的想法,因为中国总是在宣传他们的定义。”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下我们对新型关系的内容和价值的看法。人们关于新型关系有很多讨论,比如G-2就是一种。”

        “肯定不是(G-2)。相反,我们把这个概念看成鼓励、保证中国崛起是地区稳定力量的途径。达成这一效果的最重要方法就是美中在更多地区和全球挑战上开展合作。”

        “当我们说‘新型关系’时,问题是,新在哪里?我的观点是,我们开发出一套互动模式和合作习惯,让我们避免守成国与崛起国难免冲突的历史陷阱,它才能称之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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