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被毒害的宗教

世俗化社会与被毒害的宗教

        本周，英国文坛政坛两栖人物、保守主义者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在英国保守派刊物《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发表对英国修女凯琳·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新书的书评。

        这本名为《流血之地：宗教和暴力史》（Fields of Blood: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的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宗教常常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宗教导致所有的战争”，这在现代是很容易说出口的一句话。阿姆斯特朗认为，这是因为国家“武器化”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可悲的事实是，宗教常被破坏。它们越流行，越被卷入国家权力，就有越多的实践和理论被改造，以适应新的统治者。”

        阿姆斯特朗继而认为，不是“宗教毒害万物”，而是“万物毒害宗教”，误解推动着狂热的世俗主义者，要求将信仰赶出市民广场，并永久禁止其重新进入。芒特说，这种要求在17世纪由政治学家霍布斯和洛克第一次提出，它成为美国革命的信仰。杰斐逊认为，教会和国家已被证明是“一个讨厌的组合”，他决心在其间建立一个“隔离墙”。而他无法预见的是，民族主义会毫不费力地接过自封的衣钵和末世论的语言。芒特讽刺说，“其后60年，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宣布为无宗教的共和国发生了最为现代、最为惨烈的内战，其原因由于无宗教信仰的林肯的修辞而不朽。”

        人们常把恐怖主义都归因于宗教狂热。号为“无神论之王”的理查德·道金斯告诉我们，“在本应理智和正直的人中，只有宗教信仰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推动极度的疯狂。”不过，阿姆斯特朗指出，对于25年来的全球自杀式袭击行为，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自杀袭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或任何宗教都少有必然之联系”。在黎巴嫩20世纪80年代的38宗自杀性袭击中，27宗是由世俗主义者策动，只有3宗由基督徒、8宗由穆斯林犯下。

        芒特说，阿姆斯特朗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在外来入侵和内部压制所累积的压力下，世俗社会的委屈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宗教冲突。这可以用亨利·基辛格博士发明的“武器化（weaponised）”一词来描述。比如，经过多年的以色列的封锁和反复的土地争夺，阿拉法特的完全世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无缝切换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而原为世俗化避风港的以色列，经阿拉伯国家半个世纪的包围后，已经成为一块“神圣的土地”。

        芒特总结说，宗教以这般可怕的扭曲的形式重返政治，跟它最初的出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是对无情世界的痛苦回应。西方人感叹伊斯兰教从未有过16世纪基督教会所经历的那种宗教改革运动。穆斯林可能会反驳说，如果我们不去践踏他们，他们就不会需要这样的改革。

        一点离题的趣事：最近加拿大哲学家、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在访谈中，讨论世俗化社会对宗教的不宽容，以至于刺激狂热信徒走上极端的道路。详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8612。不过对于其巨著《世俗时代》，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近日刊发的乔治城大学Jacques Berlinerblau教授的文章《世俗化研究的危机》略有微词，或可一读，地址：http://chronicle.com/article/The-Crisis-in-Secular-Studies/148599/

        

“单向度的人”50周年

        今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的名著《单向度的人》问世50周年。本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宣布将在十月初举行会议纪念这一事件。

        马尔库塞1934年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并于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二战期间，马尔库塞在美国政府中负责反纳粹宣传，直到1951年退休。1954年，在学术上尚没没无闻的他来到布兰代斯大学，其名著《单向度的人》正诞生于此期间。

        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依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很大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主张把弗洛依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

        “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是马尔库塞最为知名的一个概念，又译作“一维的人”。它揭示了在工业社会中，人如何失去了真正的自由。马尔库塞认为，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的一切方面都变成了纯粹压抑的管理机器的一部分，个体的文化感受方式、语言、思维方式都丧失了创造性、超越性。工业一体化社会使文化艺术变质，使它们成为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于是，理性被改造成技术合理性，逻辑演化成统治的逻辑。由此，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生活水准的提高削弱了自由的价值，而衡量人类自由程度的关键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他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了什么。

        “生活既然如此舒适，又何必要管它是不是被控制的呢？”50年后，马尔库塞之问还在世间回响。

        

福山新书终出版

        继《政治秩序的起源》后，福山化三年之力而写的此书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终于在本周出版了。在这第二卷中，福山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非个人的、负责任的政治制度为核心问题，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他讨论了腐败的治理，检查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面对全球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根深本固的政治瘫痪。

        《经济学人》本周发表书评《和谐的终结》，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作者摆脱了“一成名就完蛋”的命运。《经济学人》说福山对东亚最有兴趣。在他眼里，中国目前成了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那些由考试选拔的一流公务员，竟有能力掌控如此巨大国家的事务。福山认为人们在中国所见的是百年前崩溃的传统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正从历史中找寻，以证明他们可以不需要西式的民主就能创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经济学人》说，此书不好之处在于福山太爱卖弄学识，前两部分论国家和外国机构太长，后两部分论民主和政治衰败太短。但有两样好处可以补其不足：一是其各种洞见，比如他认为美国保存了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国的主要政治特征，而这些在英国早已被抛弃，包括对英国普通法（common law）权威性的强调、地方自治的传统、一些政治体中的主权分离和民兵的使用等。其次是其对当前美国政治状态的绝望。福山认为使美国成为成功的现代民主国家的那些政治机构正在衰败。

        26日，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书评，认为从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变革这一宏伟背景来看，自由派的自由之胜利看起来并不确然，美国也概不例外。

        朗西曼评论道，福山在书中暗示，自由民主国家并不能幸免于折磨其他政治体的停滞和衰退。他们同样可能需要被其他更好的东西所取代。关键是，我们当前的政治安排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福山的书提供了他的回答。他“化圆为方”，坚持认为民主制度永远只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因而，福山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大基石：强大的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

        郎西曼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是福山从来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种紧张关系，即作为积极价值的民主和作为消极价值的民主的紧张关系。民主的积极价值是尊严：自我统治的人民本身具有更强的自我价值感；其消极价值是约束：自我统治的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去抱怨他们不喜欢的政府。真正的政治稳定来自民主积极面和消极面的黏合。当民主开始意味着尊严时，比如在埃及，约束力就捣乱，结果适得其反；当约束力全面施展时，比如在美国，尊严就短缺，政治的不满和抱怨取而代之，表现为深层次的党派不宽容。福山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机构中，目前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得分最高的是军队、航空航天局等等，这些都是最缺乏民主监督的，而美国人讨厌的机构，比如美国国会，正是由他们自己所控制的。

        但是郎西曼指出，福山仍然充满洞见，并乐观地相信，地理和历史都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命运（geography is not destiny and history is not fate），好坏其实全赖其政治选择：20世纪里，哥斯达黎加选得好，阿根廷选得差，即使美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搞“内部整顿”。

        

本周言论

如果他们可以让你问出错误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必担心该如何回答。

        ——美国副总统拜登最近在一次演讲中引用美国小说家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的名言，鼓励听众问“正确的问题”。

        

冷战，即信息战争，正在向俄罗斯联邦袭来，我们必须运用它的规则。

        ——俄罗斯议会23日通过了一份初步法律草案，将俄罗斯媒体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设定为20%，此举旨在让该国的独立新闻媒体处在克里姆林宫的掌控之下。据《纽约时报》报道，支持该法案的议员瓦季姆·坚金(Vadim Dengin)这样说。

        

学院外最流行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解释：文章写得糟糕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些费解的冗词，来掩盖一个事实，即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把琐碎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用精心算计的世故装扮起来，希望用这种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哄骗读者。

        ——斯蒂芬·平克讲写作的新书《The Sense of Style: The Thinking Person’s Guide to Writing in the 21st Century》月底出版之际，特意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题为《学术写作为何臭不可闻》的长文来挑逗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