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怎样培养起来的——清朝的皇子教育

马子木

2014-10-24 08: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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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阁中书赵翼被派充军机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给当时会试屡次落第的赵翼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忆及,仍不禁感叹“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檐曝杂记》卷1)。直至光绪中期,任职吏部考功司的何刚德黎明时带领引见入宫,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学,立刻想起“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说(《春明梦录》卷下)。
       清人对这种要求至严的“家法”及其收效颇为得意,乾隆时为皇子授读的钱载在家信中写道,“盖一则习劳、一则聚在一处书房,心力易于定,而他务及外务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潜纪闻四笔》卷10),这当然是鉴于前朝皇子或颟顸无知、或结党乱政而言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清圣祖康熙

       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曽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乾隆初,高宗选择乾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乾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在乾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乾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珪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的竞争。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诗钞》卷4)。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此词是满文haha juse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皇子教育,清朝,家法,师生之谊,乾隆,康熙,奕䜣,奕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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