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人”曹聚仁与“朋友”胡适之

        很多人都知道，曹聚仁曾被胡适斥为妄人。

        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76页）

        胡适说他没有见过曹聚仁可能是真的。不过，从他的语气以及“往往”这样的措词来看，他肯定知道曹聚仁这个人，并且似乎颇为了解其为人，所以才这样生气，斥之为“妄人”。

        我们不妨把曹、胡二人的关系简单梳理一下。

        

曹聚仁

求教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的私人档案中，收藏有曹聚仁致胡适的三通书信。

        最早的一通写于1923年7月21日。当时，曹聚仁在上海，胡适在杭州休假。该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大鉴，敬启者：

        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初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

        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也，然不敢自暴弃，终競競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欧美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儒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

        研究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取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

        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

        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

        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

        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

        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

        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

        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此上，即祝

        纳福

        曹聚仁敬上”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00-505页）

        曹聚仁此信，以求教为名，有结交之意。信的最后，并且提出拜访胡适的请求。不过，胡适是否回信，两人是否在杭州见面，我们不得而知。

        至于曹聚仁寄赠的《国学概论》，胡适也收到了。（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胡适藏书目录》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136页）

        1925年12月17日，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曹聚仁给胡适写了第二通书信。该信也是谈学论道的。曹聚仁认为自己有独往独来的精神，和胡适的治学态度比较接近。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偶然史观”的。曹聚仁说，他从1923年秋天开始，萌生了偶然史观的见解。他听汪静之说，胡适也以“偶然”解释史迹，感到很兴奋，认为有了知音，因此和胡适交流切磋。曹聚仁举自己亲历、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为例，认为五卅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起因于一个小小的误传的消息，其实和顾正红事件没有多大关系。（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06-513页）

        偶然史观也是胡适爱谈的题目。只是，不知道曹、胡二人的偶然史观有什么异同。有心人不妨做一个比较研究。

批判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曹聚仁不再向胡适写信求学问道，而是转为批判胡适。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胡适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潮流了。

        曹聚仁于1931年8月在上海创办《涛声》杂志。刊行四五期以后，刊物进行了重新包装，刊头图案是一只乌鸦，取其报忧不报喜之意。曹聚仁主张“乌鸦主义”，似乎源自胡适的《老鸦》诗。1933年8月19日出版的第2卷第31期《涛声》还把《老鸦》诗刊登出来，并且恶作剧地称之为“胡适遗著”。

        不过，乌鸦的叫声，有时候也针对胡适。《涛声》出过两期“批判胡适专号”。

        在第2期的“批判胡适专号”上，有曹聚仁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适论》。该文曲解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说“投机”也是人类应付环境的一种方法，指责胡适投机钻营，并且指责胡适陷青年于“投机”的迷途。另一篇名为《胡适与秦桧》，把胡适的对日言论和秦桧的言论进行列举和对比，用意很明显，是说胡适和秦桧是一类人物，都是卖国贼。（以上两文参见《涛声》第2卷第18期）

        除了《涛声》外，曹聚仁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文批判胡适。《“尝试”解》一文，解释胡适“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说法，认为胡适从这句诗的反面学得了做人的秘诀，说胡适看破中国社会是凌乱的社会，什么都不上轨道；要在这个社会登台做大人物，第一就要投机，也就是上海人所谓的“碰碰运气看”。曹聚仁认为胡适运气很好。留美学生很多，而他独成为“新文化导师，中英文化基金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处：“到湖南走一趟，就有五千元的×敬”。文章最后，曹聚仁感慨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人皆‘尝试’，无处不‘投机’，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成绩！呜呼！”文末还有一个“附注”，说：“胡适一生看风挂蓬，见机说话的证据极多，请参看我近编胡适文谱。”（参见《申报》1933年3月30日）这个附注应该是为该书做广告了。（《胡适文谱》似乎是曹聚仁编辑的一本“供批判用”的胡适的“黑材料”。可惜笔者没有见到这本书。后人整理的曹聚仁编著目录中也没有这本书。《胡适文谱》似乎没有编成？）

        《“尝试”解》解释“尝试”为“投机”，说胡适善于投机，并且机会很好，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聚仁的文格。文中表现出的“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很值得注意。

        另外，曹聚仁还有一篇《胡适之与虎谋皮》，是批评胡适的对日言论的。该文认为，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的主张完全是与虎谋皮。（参见曹聚仁：《胡适之与虎谋皮》，《兴华周刊》第33卷第14期）

        应该说，曹聚仁上述批判胡适的言论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常见，并无新意；很多的批评资料无非道听途说而已，并没有加以证实；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攻击。

        曹聚仁这些文章，胡适很有可能都看到了。只是，他似乎没有进行任何回应。

索稿

        1940年7月3日，人在上海的曹聚仁代表香港《星岛日报》致信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向他索稿，要他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希望他解释究竟中国有没有前途？如何才有前途？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曹聚仁还说，《星岛日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绝对没有党派的偏见，胡适尽可以独抒卓见，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14页）虽然战时通讯不便，但胡适显然收到了该信。只是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写稿。

        七年前批判胡适，现在向胡适索稿，而且若无其事，就好像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似的。曹聚仁的确是个妙人。   

相见？

        胡适说没有见过曹聚仁。曹聚仁却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说，两人见过面。

        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曹聚仁这样说道：“1947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氏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来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组织党派的公民的。’”（《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2页）

        在《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一文中，曹聚仁又这样说道：“过了十年，胡氏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就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听涛室人物谭》，第305页）

        《“胡适批判”》一文说的更加生动形象：“五年前，我和胡适先生在南京北极阁相唔，谈得很久；从《水经注》考证谈到行宪后的政党；我们说，要是他来组织一个推行民主政治的政党，我们都来入党。于是大笑一阵而散。谈次，他忽记起我们曾经批判他。我说：‘胡适批判只出上中下三个专号，胡适批判专集没有出，《涛声》便已停刊了。’”（曹聚仁：《“胡适批判”》，载《书林又话》，第112页）

        曹聚仁甚至说，在会面时他劝胡适出任总统：“当蒋氏提出胡氏出任总统时，我曾当时力劝，胡氏谦逊不遑。我曾对他说：‘你既不愿担当起来，你就不该助蒋误国！’”（曹聚仁：《胡适与“水经注公案”》，载《听涛室人物谭》，第306页）

        1946年11月至12月，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3月至4月，召开的是行宪国民大会。曹聚仁所说的“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字多余）不知道指的是哪一次？但不管是哪一次，召开的时间肯定不是1947年。

        很多人喜欢攀附名人，说和某某很熟悉，说和某某是朋友，说和某某名人见过面、吃过饭，虽情有可原，我们却不必当真。

统战

        20世纪50年代，曹聚仁吃上了统战饭。1956年以后，香港的左派报纸《晶报》每月送曹聚仁基本稿费一千港元，写稿另计稿费。再加上别的收入，曹聚仁的生活颇为宽裕。（参见司马璐：《曹聚仁的中共密使之说》，载璧华编：《曹聚仁作品评论集》，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曹聚仁自己住在香港的花园洋房里，却劝别人都应该回到大陆去。很多人感到不解甚至反感，认为他有点儿不顾别人的死活。（参见徐訏：《悼曹聚仁先生》，载《曹聚仁作品评论集》，第49、30页）

        这个时期，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北行小语》一书是曹聚仁在大陆参观访问的游记。该书序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对胡适进行统战的意味很浓。文中提到，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看到有很多胡适的著作在出售，并不是像胡适想象的那样，他的书成了禁书。

        序言中并且引了他写给胡适的那封统战信：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曹聚仁在这里所引的，似乎不是原信的全文。根据胡适在日记中的摘录，此信中似乎还有胡适“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等语。（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276页）当然，很有可能曹聚仁寄给胡适的信根本就没有留底稿，写《北行小语》序言时即兴创作了一封给胡适的信。我们看他说“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以及“1947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就知道此人是如何善于信口开河了。

        从曹聚仁这封信来看，他不仅不了解胡适当时的思想状态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点自视过高（信中教训胡适的意味甚浓，正是一种统战者对待统战对象的口吻，胡适读了当然很不高兴）。

        总的来看，在曹、胡二人的关系中，曹聚仁处于主动的一方，他主动给胡适写信求师问道，主动赠书，主动批判胡适，主动求稿，主动进行统战。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胡适似乎都没有积极的回应。究其原因，大概胡适对曹聚仁还是有些了解的，并不是很认可曹聚仁其人其文，一直避而远之。曹氏自称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曹聚仁：《我的自剖》，载《曹聚仁作品评论集》，第272页），把什么都不当真，自然和处处较真、处处不苟且的胡适不是一条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