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论》：美国的左右之争对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

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

        “美国左派和右派的起源”，这是《大争论》一书的副标题，但该书真正要检视的是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哲学信仰系统对于自由、平等、人性、历史、理智与改革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并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对立对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本书作者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曾任白宫国内政策专员，是美国《国家事务》杂志创刊者与撰稿人，《旗帜周刊》及《国家评论》资深编辑。《大争论》中文版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18世纪后半叶，英美爆发了一场有关近代自由主义意义的大争论。这一争论自此搭建起英美政治生活的框架， 美国独立战争是这一争论的具体表现，法国大革命使其进一步加剧。参与英美有关法国大革命激烈辩论的各方——一方要求公正、一方要求秩序，或者说一方代表进步、一方代表保守——与现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各派一脉相承。18世纪后半叶参与大争论的各派鲜明地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左右派别划分的关键要素。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仅与美国独立战争或法国大革命的承诺和危险相关，也暴露出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所以延续至今，而这种分歧一直都很明显。

        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生活由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组成：以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激进党和以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保守党。法国大革命期间，两位意识形态巨擘在“改革的保守主义”与“重建的激进主义”之间争执不下，左派与右派由此而生。《卫报》刊发的《大争论》书评认为， “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围绕法国大革命展开的激烈争论，仍影响着今日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论战。”

        莱文是一名十分细致的作家，他认为伯克是共和党右派的先驱，而潘恩是民主党左派的先驱。《华尔街日报》上的书评认为，为了证实这一点，当莱文引用伯克所说的“一棵蕨类植物的下面有五六只蚂蚱，搞得整块地方都是烦人的动静，同时还有数千头牛在英国橡树的树阴下悄无声息地休息反刍”时，很容易让人想到理查德·尼克松乞求国内沉默的保守派大多数人起来反对喧闹的学生抗议者的场景。然而，莱文提醒我们，尽管托马斯·潘恩支持社会的再分配，他同样支持小政府，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总统竞选时曾引用过潘恩的言论。莱文最后得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伯克和潘恩都是自由主义先驱，他们的理论注重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并呼吁秩序和安全。所以，莱文宽慰地写道，今日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差异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的残余”，亦非“宗教传统和世俗大同之间的碰撞”。

        伯克和潘恩都知道组成他们公共生命的激烈争议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告终。事实上，两人都很担心自己无法得到安息（完全字面意思上的安息）。

        1797年伯克患病，他表述了自己的恐惧——如果法国的激进分子及其在英国的同盟成功地让这场革命蔓延到海峡的另一端，他们会在自己的安息之地焚烧他的尸体，以警示他们顽固的对手。他要求将自己安葬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远离自己的儿子的以及为妻子预留的墓地，以免他们遭遇此劫。最后，伯克的家人和朋友决定按照他的书面遗嘱而非临死前的请求行事，最终将他安葬在自己儿子墓地的旁边，墓碑上铭刻着家庭姓氏，大约十五年之后，他的妻子也安葬于此处。

        潘恩对自己尸骨的命运也同样感到不安，认为只有基督教墓地的庇护才能阻止他的敌人（他觉得自己反对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会触怒这些人）。讽刺的是，这位勇敢的自然神论者（如果不能称其为无神论者）还是投向他父辈的宗教寻求永远的庇护，在自己的遗嘱中留下了这一请求：“我不知道被称为辉格党的这个团体是否会接纳一个不属于他们组织的人埋葬在他们的墓地，如果他们是这样的，或者愿意接受我，我希望自己能安葬在那里；我的父亲曾属于这个派别，从部分意义上而言，我是在这种宗教氛围中被抚养长大的。但是，如果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规定，我希望能葬在新罗谢尔自己家的农场里。”

        辉格党人最后并没有同意，潘恩还是被葬在自家的农场里。而且，他比伯克更有理由产生这样的忧惧，如果不是出于他意料中的原因。在他去世十年之后，英国激进派威廉·科贝特秘密将他的遗骨从位于新罗谢尔的墓地中挖出，试图运往英国，并为他的英雄建立一座庄严的纪念碑。但是，英国并没有忘记潘恩反对君主制的立场，政府不允许建造这样的纪念碑。科贝特的计划也演变成一场混乱，让他成为国人的笑柄。更糟的是，潘恩的遗骨最后被弄丢了。直到现在，它们的下落依然是个谜。

        伯克和潘恩对于自己遗留下来的东西异常担心，这不足为怪。他们是对的，他们的名字和文字（还有他们的尸骨）不会得到安息，但会继续在他们发起的大争论中扮演关键角色。经历了19、20世纪，直到进入21世纪，各种政治运动都会频繁地提及他们。世界各地的激进派领袖——从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到乌拉圭独立之父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和无数其他人都宣称继承了潘恩的思想，如同英美世界里的主流的劳工和进步运动一样。保守派的文化和政治运动——从罗马诗人到改革派的托利党到上个世纪在美国发生的保守运动——都宣称继承了伯克的名字和思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伯克与潘恩辩论的理解，因为对这两个人持续的政治关注而遭遇了一些曲折。那些将潘恩视为自己人的革命者，会太过频繁地将潘恩自己都觉得陌生的社会主义者的敏感，灌注到有关他的历史记忆中。大量有关伯克的记录（甚至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上一个世纪，看上去似乎让他变得更加保守，忽视了他思想中的重要限制。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趋势都有最小程度的调整，有时是同样且相反的扭曲：例如，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导致一些美国的保守派严肃地审视他，并强调他们所认同的他的世界观中的元素。罗纳德·里根是美国的右派偶像，他提醒自己的支持者，潘恩曾呼吁对失效的统治制度进行改革，由此在1980年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中获得提名。与此同时，伯克对渐进主义的强调吸引了当代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他们迫切地抵制对福利状态的剧烈变革。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美国左派偶像，据报道他曾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迫切避免突变的伯克派。

        但是，从这些对伯克和潘恩名字及名誉的利用和诋毁，我们找不到他们辩论留下的遗产。有人认为这些讨论是两人首创，而不是各种党派在两个世纪里试图将它们借为己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我们的自由主义时代，伯克和潘恩所阐述的世界观是如何勾勒出对待政治生活和政治变化的两种基本态度。

        归根结底，这两种态度之间的争执就是非常基本的问题：是否应该让我们的社会符合对诸如社会平等这样的理想做出鲜明及抽象承诺提出的要求，或者符合它自己具体的政治传统和基础的模式？公民同他所属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首先由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来定义，还是由一系列完全由我们自己选择的义务和习俗来定义？面对严重的公共问题，最好是由旨在应用专家们的显性的专业知识的制度来解决，还是由那些旨在传承大众的隐性的社会知识的制度来解决？我们是否应该将我们社会的每一场失败都视为可由综合性改革解决的大问题，或者将其视为一系列不相干的缺陷，通过运转良好的基础来解决那些运转不畅的基础？这个既定世界的特性应该向我们对它理想的样子的认识加诸什么样的权威？

        这些问题彼此互为基础，并一小步一小步地演变成为对政治相当独特的思考方式。每个人都仰望自己的国家，见到好和坏的事情混杂在一起。但什么带给我们更有力的冲击？在面对社会时，我们是首先对运转良好的那部分心怀感激，被促动着去巩固它们，还是首先对运转不畅的那部分心怀愤怒，被促动着去根除和改革这一切？

        我们的答案将影响我们如何思考特定的政治问题。要修正我们的医疗系统，我们是希望授权给掌握最新效率数据的专家组从核心上去管理这个系统，还是通过采用经济激励措施以引导消费者知识和喜好，并解决这个系统中一些各不相干的问题？为了减贫，我们是希望通过大型的国家项目，利用公共资金来补贴穷人的收入，还是努力在当地公民社团制度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帮助穷人掌握技能，养成习惯，从而提高收入？我们是希望通过最综合、最广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通过最小、最有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模式化，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我们当前对特定社会的状态的看法，还取决于我们对社会改革者有望拥有多少知识、多大力量以及何种知识、何种力量的假设。

        最后，这些答案还取决于人们对我们的政治秩序——现代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的含糊认识。它是不是由启蒙运动哲学家发现的一组原则，应该以越来越完整的方式应用于实践，从而我们的社会可以越来越像这些哲学家所描述的平等主义和自由的完美结合？还是说，它是建立在无数代人反复试验的基础之上的生活文化，因此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在英国，社会所采取的形式允许平均主义与自由这样的独特组合的存在？换言之，自由主义是不是一种有待实践的理论发现，还是有待巩固和完善的实践成果？这两种可能性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一种通过强势的进步迈向理想目标；一种保留和完善珍贵的遗产。换言之，它们意味着一种进步的自由主义和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本文节选自《大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