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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王钧43岁病逝,曾为农民工迁徙立传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刘竹溪 记者 陈竹沁
2014-10-19 17: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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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钧

        蜀地的鲜花凋谢在秋季的岭南——10月18日,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王钧走完了她43年的人生。

        1997年,《南方都市报》正式创刊,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前来求职。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王钧,其时放弃了在广州一家知名宾馆的工作,加盟南都采访部。这一时期曾和王钧共事的记者对这个四川籍姑娘最深刻的印象是:“风风火火、气场强大。”

        但王钧也有柔美的一面。

        一位2010年加盟南都的记者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王钧时,她穿着布质长裙,梳着两条辫子,一身文艺范儿,犹如一个女作家。

宽严

        1997年创刊后,在采编人员努力下,南都在内容方面很快步入正轨,但发行量成为了瓶颈。

        报社开始试水自办发行,王钧的职业生涯也迎来改变——一纸调令把她抽到新成立的发行部。

        当时的同事回忆,在调动之初,王钧也曾哭过,但她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她和同事们挨家挨户敲门拜访,用“扫楼行动”向市民们推荐这份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报纸。

        有了这群“悍将”的开拓,南都很快便摆脱了发行窘况,从接手时4000多份实销量,到年底已经翻了十几倍。次年,更是以每月上万份新增量递增,步入良性循环。

        此后,王钧回到采访部,重拾自己的记者梦想,从普通记者做起,因为表现突出,成为从聘任制转为有编制的第一批南都记者。她历任时政小组长、副主任,最后晋升为广州新闻部主任。

        一位当时曾在广州新闻部工作的记者回忆,王钧作风强势,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是,她对下属却有足够的宽容。“我当时曾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关掉手机,玩了几天失踪。但我回到报社之后,王钧问了一下原因,这事就过去了,她从没因此找过我的麻烦。”这位记者说。

        另一位同事曾罹患抑郁症,一度无法正常工作,王钧从未施加任何压力,等待着他的康复。

        在这个位置上,王钧更让人铭记的是她的担当。2003年底南都曾率先披露了广州出现疑似非典感染者这一重磅消息,当时的版面就是由王钧签发的。

钧姐

        经历在广州和深圳的狂飙突进后,南方都市报又开始向东莞、佛山、珠海等其他珠三角城市扩张。

        王钧成为珠三角各个记者站的“钧姐”。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广深以外的珠三角城市规模较小,不管在业务上还是个人生活上,对年轻记者的吸引力都不如大城市。“钧姐”不但要介入各记者站的选题,为采编团队出谋划策,更要在各地来回奔波,给年轻的记者们加油鼓劲。

        曾在南都东莞新闻部任编辑的余远环撰文回忆王钧时,如此形容自己的老领导:“吞江南吴越清风,吸燕赵秦陇劲气。”

        王钧在2009年改版会议上的发言曾广为流传。“我们依然在这里,是为苟活还是为残喘?是为谋生还是为理想?”她认为,在珠三角这个战略要地,不管新闻总量、新闻水平、新闻影响力,还是经济总量、品牌质量,南都都还有差距,远未登顶。

        她也号召所有人“拔剑出鞘”,不要满足于自己曾是一条搅局的“鲶鱼”,而要拿出勇气和担当,成为市场上自由吞吐的“巨鲨”。

        曾是南都佛山新闻部记者的安小庆认为,王钧不仅会高呼慷慨激昂的口号,也会提出细致而可操作的方法论。“王钧曾经提出,广州和深圳所经历的发展历程,其他珠三角城市也将要经历。”安小庆回忆,“难得的是王钧身上并无文人常见的酸腐气息,她说过,要尊重实业家,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这一点尤其重要。”

        作为编委,王钧对待工作的态度非常认真。南都评论编辑邝海炎时常看到,王钧为了选题和编辑争得面红耳赤,却又不让编辑担心被领导“穿小鞋”。“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较真,这种场景现在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谁也不担心因为业务争论、批评得罪了她,因为大家知道她不是那样的人。”南都深度首席记者王星记得,有一次王钧领导下的某部门记者发表了一篇具有争议的稿件,在报社内部通讯平台上,多位同事直接批评此稿,几分钟后,王钧就在平台上做出道歉和解释。

        王星也领教过王钧的“专业主义”精神,即使他并非由王钧直接分管。某次值夜班时,王钧曾问王星某篇报道中律师说法是否属实,建议再作核实,后来证明王钧是对的。

        “王钧爱笑,是那种很爽朗的笑。也会很严肃,她值班时问一个版上稿件的细节问题,你不要想推脱敷衍,敷衍不过去的。”王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立传

        王钧的故乡四川,是中国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她求学和工作的广东,则是农民工输入大省。

        多年来,她见证来自故乡的农民工背着铺盖,踏上拥挤的绿皮火车南下,再以诈骗、工伤、劳资纠纷中受害的“打工仔”、“打工妹”的身份出现在自己和同事笔下的稿件中。

        她有了记录这群人的命运的想法。

        这一想法与另一位来自四川的女记者张蜀梅不谋而合。2010年,已离开南都就职于南方日报的张蜀梅回忆,自己曾就农民工历史选题多次与时任南都执行总编辑庄慎之沟通,庄慎之在南都部分编委会成员的会议上讨论后,决定操作这一选题,由王钧牵头。

        勤勉好学也是王钧为同事们熟知的特质。工作之余,她喜欢阅读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题材的书籍。多年的积累让她在统筹这个时间空间跨度都相当大的题材时游刃有余。

        南都方面先是与学术界人士座谈,梳理出专家方案,再由南都新闻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香红修改为新闻策划大纲。

        为了完成这个选题,王钧受命从时事新闻中心300多名采编人员中抽调了45名文字记者、10名编辑以及6名中层干部,再加上视觉中心派出的10名摄影记者,分为5个小组,构建了可谓南都历史上“最豪华”的报道团队。

        为期半年的采访开始前,王钧和南香红开出了一份长长的书单,让记者们先熟悉这个选题。采访过程中,每位记者在样本所在地蹲点至少两周左右,稿件也经历了无数次修改润色,最终凝结为42篇报道,并结集成书,于2012年初出版,名为《洪流》。

        这是国内媒体第一次以宏观视角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农民工迁徙史。《洪流》出版后,获得了多个奖项。

        最初发起这个题材的张蜀梅评价:“如果没有王钧,这个题目就不会完成。”

离开

        正当其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之时,命运跟王钧却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2011年底,她被查出罹患平滑肌肉瘤。

        参与会诊的医生曾表示,按照病情的发展,王钧可能还有两年半的寿命。

        王钧依旧是那个王钧。接受治疗之余,她一如既往地忙于工作,同事们也一如既往地在电梯里遇到这位副总编辑。

        由于化疗的后果,王钧剪短了头发。一位2012年进入南方报业的记者还记得,入职培训时,最受欢迎的正是头戴针织帽出场的王钧。但新人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王钧的身体已经很差。

        王钧的一位朋友回忆,在培训结束后几位闺蜜一起吃饭时,她脸色苍白,几乎晕厥。

        王钧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的希望。她积极地治疗。

        今年初的南都新闻奖颁奖会上,获奖的珠海新闻部记者过国亮其时罹患癌症已经昏迷,现场播放的是他仍然清醒时录制的获奖感言。

        “其实生老病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以平静接受的自然规律。但正当英年受到疾病的重创,这是我们每个人不能接受的残酷现实。”作为过国亮的上司,王钧在颁奖现场说,“只要放下恐惧,放下歇斯底里,甚至要与敌为善,才能与生命和解,才能做到天人合一。”

        这段话说给过国亮,也是说给王钧自己。

        在生命的尽头,她仍心怀事业和家庭。她在微信朋友圈的最后两次更新,一次是在美国,用手机拍下了女儿心仪的美国名校哈佛大学;一次便是转发《南方都市报》新一轮改版的消息。

        10月18日上午9时许,王钧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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