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林：穷光蛋也在四马路开书店

        演讲人：俞子林（上海书店出版社前总编辑）

        主题：上海四马路的前世今生——从繁华商娱街到特色文化街

        时间：2014年10月19日

        主办：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图书公司

        【编者按】

        上海话中“四马路的女人”指的是失身柳巷的女人。而这条四马路，就是现在书香弥漫的福州路。

        作为一条在清末即已显现繁华的街道，最初是生活娱乐和商业场所；进入1920、1930年代，随着资本市场的运转和环境的影响，各文化机构自发聚集，始成文化特色街。从繁华商娱街到特色文化街，福州路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崛起的缩影。

        83岁的俞子林1947年来沪从事书店工作，曾任上海图书公司总经理，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在“海上博雅讲坛”上，他为读者展示各年代历史场景，细数行业掌故、遗闻轶事，带领读者一览福州路的“前世今生”。

        以下是俞子林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表的讲座内容：

洋场缩影

        著名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在1941年写的一篇《数十年前之上海》一文中说：“现在公共租界热闹的市区，当以南京路为中心，以前却把四马路作为中心，尤以青莲阁一带最为繁盛。”又说：“青莲阁为一茶寮，今虽存在，然地点已不同了。青莲阁的旧址，即今世界书局。最初名华总会，春风骀荡，凭栏品茗，可以下瞰宝马香车，红男绿女。所以曩时吴友如作为绘画的资料，如今其画宝中尚有那么一二幅哩！”

        当时的青莲阁茶楼，除了卖茶、供应点心，还是游艺场，有哈哈镜、弹子房、曲艺演出等，所以称为大众游乐休憩的热闹场所。四马路的热闹，当然不止茶楼、游艺场，还有戏馆、影院、中西菜馆等。

        四马路在当时所以能够成为热闹的中心市区，是在租界条件下形成的。租界建立以后，一批批外国淘金者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设立洋行、银行，从事各种进出口贸易，同时，也必然要寻求消费娱乐文化宗教等活动。当时福州路附近已建有基督教的天安堂（麦家圈）和圣保罗堂（望平街），所以四马路曾被称为布道街或教会路。

        四马路是俗称，正名福州路是1862年才有的，外国人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如建立跑马场、抛球场、划船俱乐部，他们的戏剧、电影、杂技、马戏，也不断地到上海来演出，还带来了电灯、电话、自行车等中国所尚未有的新事物。当这些东西纷纷展现在上海的时候，人们把租界称之为“十里洋场”。有竹枝词云：“万家灯火斗婵娟，到处歌台奏管弦。十里洋场春似海，尘寰今见大罗天。”这是讲十里洋场即租界的繁华。

        不久前我看到一部介绍清末上海地区木刻年画的画册中，有一幅题为《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的年画。画中所谓洋场胜景，并非园林、建筑之类的自然风光，却是十馀组人物。起首一组是四个缫丝工坐着辆手推独轮车上工去，旁有一个手擎鸟笼的游手好闲之徒，上面写着“滑头吊膀子”，滑头是油滑不正派之人，吊膀子是沪语调笑的意思。然后是坐东洋车的、单人骑脚踏车和双人骑脚踏车的，这些是当时新奇之物。又有一辆马车上坐着两个女子，写有林黛玉、金小宝的名字，这是当时四马路的两位名妓。下面又有一组二人抬轿子，轿内坐二女子，旁写“先生上书场”，“先生”是对书寓艺妓的称呼，她们是到茶楼或书场说书去的。再有一组“请倌人出局”，一女子由一男人肩着，那是妓院龟奴送妓女出局的情景。据说租界当局认为此举不雅，后来改用人力包车送妓女出入了。年画还画了一组外国夫妻穿洋服、牵趴儿狗逛马路白相。最后两组是“红头巡捕捉叫花子”和“野鸡拉客人”。红头巡捕指英租界当局雇用的印度籍巡捕，野鸡即妓女。

时移世变

        进入民国（1912年）以后，四马路仍是外国人的租界，仍是十里洋场，但是它的内涵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娱乐业有所减弱，文化业迅速崛起。它是怎么演变的？为什么演变？我们不妨请教一位历史见证人——杨寿祺（1894——1971）。

        清代同治年间，苏州杨云溪公在阊门内开设一家来青阁梳妆，后迁护龙街。1911年辛亥革命时，部分军队哗变，社会混乱，旧官吏返回原籍，富贵人家迁往上海，书店业务清淡。云溪公听说上海市面尚好，便叫孙儿寿祺到上海探视。寿祺看到四马路只有一鼎新旧书店，设在龙升旅馆门口，三四架书，生意却很兴隆。四马路一到黄昏，游人似织，车水马龙，非常繁华。寿祺回苏向祖父禀报，第二年便在青莲阁楼下东隔壁租到一间店面，开设了来青阁梳妆。1931年，青莲阁地块要改建为世界书局大厦，青莲阁便迁到西首湖北路去了。

        开设在四马路繁华地段的青莲阁茶楼（兼游乐场），为什么让位于文化出版业的世界书局？这对于四马路的发展方向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并不是娱乐业的衰退，相反是更大发展的结果，是上海大市场快速运转的结果。这里我们又可以请出一位历史见证人，或者竟可以说是历史创造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派商人黄楚九（1872——1931）。

        黄楚九出身在浙江一个中医家庭。父亡后随母到上海读书，长大后在县城内自设诊所，凭一张家传土方兼制些药丸出售。多年后，他看到做中药不如做西药赚钱快，便筹钱到租界开设中法大药房，后又开设五洲大药房，生产几种成药，十分畅销。他从此实力大增，开始涉足娱乐业，创设新新大舞台（剧场），附设屋顶花园（游乐场），号称“楼外楼”。1915年，他与地产大王经润三合作，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创办新世界游乐场。一年后经润三去世，他与经润三遗孀发生龃龉，便将股份析出。黄楚九痛惜之余，心有不甘，便在西藏路南端（今延安东路口，当时属法租界）谋得一块土地，建造大世界游乐场。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京路（俗称大马路）建起了四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都是高楼巨厦，经销华洋百货，并附设旅社、菜馆、游乐场。

        四大公司的建立，及其后的中国国货公司、惠罗公司、丽华公司，以及“三大祥”绸布呢绒店等，使南京路成了上海最繁华的中心市区。而在四马路，它的娱乐繁华景象逐渐地减弱了，文化企业（书店、报馆、文具仪器商店等）却蓬勃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市场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

文化街的形成和发展

        四大书局——文化街的标志

        四马路称为文化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先后成立，是一个标志。

        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时，还只是个以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为主的印刷所。1901年后，它扩充资本，扩大印刷厂，建立编译所和发行所，聘张元济为编译所所长，才走上出版业的道路。此时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被扼杀，维新变法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也自知不能照老样子走下去了，颁布了废科举、兴学堂，实行教育改革的新政。但举办学堂没有一套适合现代教育的教科书。张元济等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特聘蒋维乔、庄俞等有教育经验的人士任编辑，反复研究，编出了一套适合中小学学生学习的教科书，并编写“教授法”供教师参用。据史料记载：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2种，商务出版的占54种；1910年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84种，商务出版的占30种。商务印书馆为开创我国现代教育建立了功勋，也奠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当辛亥革命之时，商务正处于经济不灵，对革命前景缺少预见，因此对教科书内容是否需要改革举棋不定。此时陆费逵却别有所图，联络商务发行部部长沈知方等，秘密另编一套新教材。当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便创立中华书局，在春季开学前推出新教材。新教材比较适合民国成立后新形势，且印有民国共和五色旗，就此占领大部分学校用书需要，形成与商务竞争局面。

        大东书局一九一六年由吕子康、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创办，门市部初设福州路昼锦里口，1931年迁入福州路310号总店大楼。该局也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及法律、医学、科技等书籍。

        沈知方于1917年脱离中华书局，初在福州路青莲阁对面弄内一旅馆内租房，以世界书局名义出版书籍，待至出书渐多，于1921年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局址设福州路320号，1932年迁入福州路390号新建大厦（即青莲阁茶楼原址，今外文书店）。

        不可忽视的中小型书店

        现在我们说的文化街，是指福州路东起河南路、西至湖北路这一段，全长约600米，大小书店约有一二百家，大部分是三五人的小店，二三十人以上就算中型了。

        开明书店是中型以上书店。它原是章锡琛独资创办，后改为股份公司。章原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妇女杂志》，因与商务办刊宗旨有所不合，在郑振铎、胡愈之等支持下辞去职务，另行创办《新女性》月刊，于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此时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一批教师，因不满学校领导管理方式，辞职来沪，其中有的参加了开明书店工作，有的成为开明的作者，如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等。这是开明始终重视教育、坚持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因素。开明也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在各地设有分店17处，有人认为是大型书店。但它在福州路只有一个小门市部，没有豪华大厦。

        出版新文学著作的出版社，以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为著名。光华书局创办人沈松泉撰文说，光华是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当他和张静庐、卢芳三人一起筹划创办光华书局时，三个人都没有钱，都是穷光蛋，当时（1935年）只凑了几十元钱就办起来了。出版书籍大都要考赊欠纸张印刷成本，等书卖出再付钱。但在1926年为顶进一家门市部时，是请了一些朋友连募带捐筹集了一二千元才办成的。光华书局出版创造社成员的作品最多，郭沫若称它是“创造社的托儿所”。光华又曾出版“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等。在那年代，进步书刊常遭查禁。沈松泉曾说，光华出版物约有六分之一遭禁，损失很大。

        以出版鲁迅著作出名的北新书局，诞生于北京，1927年后也迁到上海福州路了。但是鲁迅的著作也有在极普通的小书店出版的。无锡人方家龙办的合众书店出版了鲁迅的《二心集》。当时有些书店（包括大书店）是不愿或不敢出鲁迅的书的。方家龙以购买版权方式活把书稿买下来，出版后即被查禁，如果再版必须删去2/3，方家龙就改名《拾零集》出版。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对反动当局的抗议，是令人钦佩的。

        与政治、政党有关系的书店，还可以说到国民党创办的民智书局，民智书局设在棋盘街（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对面。1922年开业。那时孙中山尚在，曾在民智书局学业后来创办光明书店的王子澄曾亲眼见过这位伟人。这时候书局是由左派掌握的，以出版孙中山的学说为要务，也出版过廖仲恺的《全民政治》、蔡和森（共产党人）的《社会进化史》，还代销中共党刊《响导》、团刊《中国青年》，和鲁迅编的《语丝》等。王之澄后来脱离民智自办光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汇编报刊资料的孙中山传记。

        由此可知，不少书店与思潮、政治或文艺社团的发生、发展有关，但更多书店是纯商业性的。他们各有不同的追求，或自己的专业特色，他们在传承文化，满足人民需要方面，有着不同的贡献。

     （本文由演讲人审订后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