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石渠县半数家庭受困高原“虫癌”，防治8年推进乏力

 

石渠色须镇附近，一只狗跑过一处堆满生活垃圾的水塘。狗是病原体的主要来源。 澎湃新闻记者 赵孟 图

       一种名叫包虫病的传染病正在高原牧区肆虐。

        10月20日，四川省石渠县疾控中心，32岁的曲初一脸惊恐地向工作人员打听她的病情。曲初是蒙宜乡的一名村官，在前次华西医院的诊疗中，她被查出患泡型肝包虫病。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得上这个病。”她原本以为只有牧民才会患病。

        包虫是一种肉眼无法察觉的虫卵，往往寄生在狗身上，通过与人接触、或被污染的食物、河水、甚至空气，进入人的身体，潜伏期长达5-30年。患者一旦确诊，往往已是中晚期。

        公开信息显示，青海、西藏、四川西部等地是肝包虫的高发区，受威胁人口约为6000 万左右。在海拔4200多米的四川甘孜州石渠县，这一病症的发病率长期高居国内之首，该县副县长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全县半数家庭饱受病痛折磨，2007年人群患病率更是高达14.99%，系国内罕见的包虫病高发地区，居世界之首。

        包虫病分为囊性包虫病和泡型包虫病，其中70%的泡型包虫病患者在5年内死亡，10年内的死亡率高达92%。因其高感染率和高致死率，包虫病又有“虫癌”之称。

        无法知晓“虫癌”夺走多少生命。2005年，这种牧区传染病获国家层面重视。2006年，国家卫生部以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形式，启动了包虫病防治项目，将包虫病纳入了国家免费救治的传染病之列。

        四川省亦于当年启动肝包虫防治项目，按计划到2009年，将解决甘孜州5.3万人的人畜混饮问题，从而阻断包虫病病源。

        10月22日，石渠县分管包虫病防治的副县长仁孜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坦言，因为资金等原因，当地净水工程和犬类管理推进乏力，而这两项工作被视为切断虫卵源头的关键。

        10月中旬，澎湃新闻记者走访石渠多个乡镇，发现防治项目虽已历时8年，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固化的思想、窘迫的财政、以及极端气候，一度让防治工作陷入困境。

“死亡家族”

        10月21日，石渠西北45公里外的挺进三村，48岁的卓玛挺着肚子站在两间帐篷外，想着自己会否成为家族中第4个不幸的人。过去的数十年里，“虫癌”带来的噩运接二连三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大家庭。

        最近几年，伴随偶尔的疼痛，腹部逐渐隆起，卓玛才了解到这种病痛的严重后果。说起已经不在人世哥哥、妹妹和表姐，卓玛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这种学名叫棘球绦虫的寄生虫于1786年被科学家发现。畜牧业开始以后，它借助与人类关系较近的狗、羊等动物潜伏入的身体。几乎所有的人体器官都可能成为棘球幼虫的温床，其中尤以肝为主，肝包虫占包虫病的七成左右。

        由于感染初期并无异样反映，等到这些幼虫壮大形成囊泡，开始压迫周围器官，病情已进入中晚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认识这种病症，常常根据由此引发的腹痛、恶心、腹水等症状做应急治疗。

        亲人去世时，卓玛并不知道他们患的是何种病，随着自己对“虫癌”的了解，她相信家里至少3位亲人的死与此有关。

        最早离开的是哥哥，他去世是才40多岁。去年，34岁的妹妹也因肝包虫病死亡。

        最近一个因此丧命的是38岁的表姐。卓玛记得，表姐高高隆起的肚子仿佛怀孕，家里人为她请来僧人念经，试图缓解疼痛，但表姐却向僧人们祈求，希望让自己早点死去。

        4个月前，表姐在诵经声中结束了短暂了一生。按照当地习俗，她被安排天葬，可当她的肚子被剖开时，一个头大的圆球从里滚落出来。卓玛后来得知，那是已经膨胀失控的肿块。

        更让卓玛担心的是，丈夫进批最近几年出现腰痛、头晕等症状，不知道是否也已感染肝包虫。

        目前石渠究竟有多少人患上肝包虫，多少人因此丧命？石渠卫生局以疫情保密为由婉拒提供。从公开信息来看，不同版本的数据不尽相同。

        今年6月，石渠县副县长尕玫拉姆接受四川日报采访时透露，受包虫病困扰的家庭高达1.2万余户，占全县总户数的50%。2005年至2008年，石渠县因包虫病死亡401人；2007年人群患病率更是高达14.99%，系国内罕见的包虫病高发地区，居世界之首。

        甘孜州人民医院一位参与包虫病调研的医生告诉澎湃新闻，石渠县在甘孜18个县中，肝包虫的患病率一直靠前。该院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截止2011 年12 月，甘孜州累计发现包虫病患者12249例，死亡650例，“大部分集中在石渠”。

生者的守望

        比起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多数活着的“虫癌”患者仍在等待希望降临。

        数十米外，35岁的邻居降措孤独地蜷缩在帐篷里，妻子已经离他而去。降措患病十多年，已进入晚期。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但他连去康定医院的路费都无法凑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政府派发的免费药物上。

        同村不远的麦拉，和降措一样躺在凌乱的帐篷里。她不仅被肝包虫困扰，还患有肺结核。幸运的是，丈夫亚泽一直不离不弃。但长久的折磨也让亚泽失去了耐心，“都五六年了，死也死不了”，他抱怨说。

        肝包虫主要流行在广袤的牧区。石渠县幅员25191平方公里，辖23个乡镇，是四川省面积最大的县，但仅有不到10万人。牧民们居住分散，这也为“虫癌”防治带来困难。

        石渠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高海拔极端气候是发展的最大掣肘。石渠每年只有七、八两个多月的夏天，此外的漫长时间都被严寒占据。直到最近三四年，石渠的街道才亮起了灯，但至今仍没有自来水供应。

        在距离县20多公里外的宜牛乡，雅砻江从车批（音）家门前流过，汇入江中的小河上散落着生活垃圾，狗群和牛羊在河岸流浪，动物们的蹄印分布在河道上。与多数牧民一样，车批家只能就近取水。

        今年69岁的车批已经在床上躺了14年。年轻时，他是一名健壮的牧民，冬天放牛放羊，夏天则去挖虫草。但55岁那年，他突然发现身体挪不动了，腹内不时疼痛，而后肿块长大，最近几年只能依靠家人搀扶才能站立。

        在县城周边的村庄，61岁的曲呷已被包虫摧残得变了形。疼痛已经让她忘记了羞涩，她脱下衣服向来客展示包虫的位置。在她弓曲的背上，突出一个巨大的肿块，仿佛一枚硬生生插入体内的楔子。

        这些年，政府为他们修建了安置房，但后续生活仍无更多来源，几十头牦牛有的卖掉，有的在风雪中死掉。如今，他和老伴只能依靠政府每个季度的400元低保过活。

        而曲呷的邻居，年仅都25岁的呷措病情已经恶化。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高高鼓起的肚子里已经积满了水，走路时她能感到水在晃动，“好像虫子在身体里爬一样”。

治疗之难

        32岁的曲初是蒙宜乡的一名村官，10月20日，她正向石渠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打听病情。在前一次华西医院的诊疗中，她被查出患泡型肝包虫病。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得上这个病。”她原本以为只有牧民才会患病，没想到自己竟遭遇不测，将信将疑的她又来疾控中心复查，工作人员告诉她，肝上的囊泡大约5.8公分，不算严重但也不轻。

        工作人员建议她做手术，但她害怕出现意外，况且手术也未必能够根治。如果切除不彻底，还可能复发。一年前，25岁的县城姑娘卓玛曾到华西医院做过囊泡切除手术，前不久到西宁复查时，医生告诉她包虫疑似又复活了。

        甘孜地区医疗条件匮乏，全州只能到肝包虫指定医院——甘孜州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对广大牧民来说，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的是手术机会。但出于经济原因或信仰观念，许多患者难以走到手术台前。平时，他们只能到县疾控中心简单筛查，签字后可以获得治疗药物。

        目前，包虫病虽已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四川省财政也下拨了款项对手术患者进行补助，只要在每个地区的指定医院进行手术，患者可以获得2.5万元左右的补助。但视病情严重程度，手术的费用不等，去掉政府补助部分，严重的患者仍需要承担不少费用，这让一些患者望而却步。

        按农村医保制度规定，剩余部分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一定比例。但甘孜州人民医院在对患者的回访中，发现“新农合”报销比例偏低，某些患者甚至自费承担财政补贴外的剩余费用，这也为后续手术宣传带来了困难。

        长沙贡马乡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告诉澎湃新闻，虽然国家减免了不少费用，但去往康定的路费，以及治疗期间的生活费都让牧民们心生畏惧。加之当地宗教观念浓厚，认为生老病死皆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手术去除体内的包虫也是杀生，从而放弃治疗。

        甘孜州人民医院负责包虫病项目的尼玛多次到石渠筛选肝包虫病人，她告诉澎湃新闻，每次下乡遇到适合手术的患者，都要苦口婆心进行劝勉。2007年前后，每年只能做10多例，现在观念虽有改变，但某些患者仍需要动员。

        来自甘孜州人民医院的一份资料显示，今年该院已经在中央财政和四川省财政的支持下，救助包虫病手术患者170例，其中石渠县最多，为44例。在这些已经接受手术的患者身后，更多人正在等待希望降临。不完全统计，甘孜州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的包虫病患者高达5000 余例，预计每年有新增手术病例约200 例。

防御之困

        尼玛告诉澎湃新闻，根除肝包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源头上切断虫卵来源，仅仅依靠治疗无法使疫情得到彻底控制。肝包虫防治公益项目“爱牧清虫”的负责人格桑兰泽也认为，加大对疫情的科教力度，逐渐改变牧民们的生活方式，是防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净水工程和犬类管理被认为是切断虫卵源头的重要工作，但石渠县分管包虫病防治的副县长仁孜坦言两项工作推进乏力。他告诉澎湃新闻，石渠县大约需要打200口深水井，才能解决牧区的安全饮水问题，而目前只打了三四十口井。

        “困难还是在于资金上。”他说，这种深水井需要电力抽水，打一口井大约需要20万左右。对于这个国家贫困县来说，数百万的资金缺口让工作步履维艰。

        目前，牧民们或直接取用被污染的河水，或自家打井取水。前述长沙贡马乡官员说，自家打的水井一般只有三四米深，并不能保证安全，要用上放心用水 ，水井深度一般在30米以上，目前大多数牧民都存在饮水安全隐患。

        对于犬类的管理，当地政府可谓用心良苦。牧民们忌讳杀生，政府只能将大量流浪狗豢养起来。每年冬天，每家单位根据级别不同，下派抓狗任务。但他说，这些流浪狗很难抓完，而且抓到的狗不能杀，豢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澎湃新闻记者走访期间，县城随处可见游荡的狗，它们部分有主人喂养，更多的则是流浪狗。狗群们有时候河渠边觅食，有时躺在街道上睡觉， 无人驱赶。

        前述贡马乡官员说，每个季度，县里都要求以村为单位，至少开展一次包虫病防治方面的宣传活动。包括不要乱丢垃圾，不要吃生牛肉，不要接触犬类等。每户必须派至少一人前来学习。为引起牧民们重视，政府甚至还会请来当地高僧大德宣讲。但他感慨，牧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一时难以扭转。

        一些牧民仍觉得政策宣传不够，尤其在一些偏远的牧区。

        10月10日到18日，成都华西医院的专家到石渠开展包虫病诊疗活动。距离现场135公里外的温波乡，40岁的曲地（音）并未收到通知。他的姐姐已在多年前确诊肝包虫病，曲地最近身体不适，他怀疑自己可能也被感染，但已经错过了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