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专栏：计算机翻译怎能信达雅？

        小辈问翻译信条“信达雅”出处，找出《天演论》，严几道（复）在《译天演论例言》开宗明义地写道：“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信达雅”是知易行难的译事标准。然而，此标准有时效性，在百多年前肯定是“信达雅”之译，今之读者读之可能茫茫然。

        近日“行书店”，见很多几乎与原著同步出版的译书（内地台湾皆有，香港的似未之见），略一翻阅，不必与原文对读，轻易可见译事马虎的痕迹，当中也许有“电腊翻译”，令读者如坠十里雾中……译事其实不易，今人基于经济理由求速成，害人害己害原著！

        顺便谈谈《天演论》及杂说译事之难。

        《天演论》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作者为著名动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93年初版，至本世纪仍每隔三四年便再刷（还有电子版），书为论文（及讲稿）结集，主旨在阐释达尔文1859年初版的《物种起源》（〔On〕the Origin of Species）。严复不仅不是逐字逐句“直译”，而是意译之中还加进不少时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评；在《例言》中，译者为这种译法作了明晰的解释，比如：“今是书（按指《天演论》）所言，本五十年来（按指《物种起源》至《天演论》出版间约五十年）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间，时有所傎（按古字，有颠倒之义）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于不逐句译出，严氏的解释是：“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想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

        严几道“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意谓对原著读得滚瓜烂熟，直至深明作者用意，才以他独特的雅典文辞、雕琢骈丽笔法译出。此书大受时人赞赏，可惜今人已难理解，且看以下这段论述：“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现在有多少读者明其义？严复把Hamlet译为“罕木勒特，孝子也”，不翻原文，知其为哈姆雷特者又有几人？而百数十年后，知其为Hamlet的又有多少（顺便一提，林纾〔琴南〕把韦伯〔Weber〕译为“威打赏”，其名曲﹝Invitation﹞ a la Valse〔邀舞〕译为“哑拉坪卡”，无论古人今人，明其意的万中无一）？这是笔者强调译名（人、地和术语）得附原文的原因。严译的《原富》（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出版）甚多“难奥难明”之病，笔者曾为文详说之。严译《原富》最大缺失为他把“无形之手”意而化之，真的不见了。如此“意译”，有待商榷。

        《天演论》于1897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在北平《国闻报》增刊发表，翌年4月成书出版，顿成畅销书，他主张译文须“信达雅”才合标准，为学界认同；所译名词如“物竞天择”、“优胜败劣”以至“适者生存”等，俱成当年（以至现在）时髦流行词语。

        从《物种起源》，想起近日拜读的另外二种“起源”及无法读毕但经常翻阅的一本名著，俱为译者耗费大量心力而成的信达雅之译，因略说译事之难。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大出版社）原著2003年由斯坦福出版社出版，只有约一百五十页（不计注绎、书目及引得〔索引〕），由康奈尔历史系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陈兼及同校历史系副教授陈之宏合译。一百多页的书，两位教授前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大功告成，他们当然不是天天对着原著翻译，但对内容的论证以至词语的推敲，据译者自白：“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

        《译者导言》说他们在2002年初便决定翻译此书，是因为原作者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知识关怀’以及探讨这背后的问题之意识实在太重要……”何以译了这些年才完稿？“一来教学和研究繁忙，一来深知好的译著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磨’出来的。”到了2009年，他们“从康奈尔学术放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的时间”。可是，完成初译稿后，“这二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做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

        译者明知翻译是“为他人作嫁衣”，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深知翻译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即不被包括在“学术评估”之中），他们仍把它翻出来，可说是“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行为。而翻译此“小册子”用了这么多时间，相信译者是不断反刍思考原作意涵，有所得后才命笔。

        赵复三翻译、中大出版社的《欧洲思想史》（F.Heer：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Europe），可说是从形而上层次论欧洲诸国的“人文起源”，是通识（欧洲通史）的好读本。欧洲的思想史，从来都存在“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争，前者包括基督教、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如何与基督教共存共荣，第七章说之甚详）；后者包括大众的信仰、习俗与生活方式。二者长期“斗争”，至二战结束才分胜负——这不是说“下层文化”把“上层文化”扫地出门，而是指治人的上层社会再亦不能任意排挤遑论镇压治于人的下层社会。

        这本文本七百余页大书的译者，出身上海圣约翰大学、圣公会牧师，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九八九年退职辞居国外”（在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任教，1997年七十一岁退休）后，从1991年至1995年，足足用了四年时间翻成！

        赵氏在《中译者前言》中写下对著述和读书的看法，极有见地，足为参考：“书大概有三等，第一等书的作者博学深思、治学谨严、言必有据、又富有创见；第二等书的作者治学谨严、爬梳甚勤，而创见不多，但仍不失为好学者；第三等则志大才疏、立论轻率、厕身书林、徒供鉴戒。读书大概也各有不同，一种是细读深思、反复玩味、举一反三的；第二种是读完之后得其要点，而后放在架上随时备查的；第三种是浏览一遍，便可放下的。”这本书肯定“第一等”，译者才会利用“生活从飘泊到稍稍安定”的四年时间，翻译此书。据赵氏自述，“为求译文能较好表达作者原意，又使读者较了解，常常斟约费时，甚至原书一句话的翻译，要斟酌一小时……因此一天至多只能译出三千字光景；加以是在授课之余假期中进行的，不免时断时续，进度很慢，历时四年才完成……”

        有一点笔者不明的是，译者要感谢的人之中有“我的兄长、已故中华圣公会郑建业主教”。兄长而异姓，甚奇。赵氏八十年代后期过港，笔者与之有一面之缘，不涉政治，相谈甚欢，总算相识，因此才有此问。

        黄国彬教授耗时二十余年，完成首部由意大利文译成的三韵体《神曲》中文全译本，辅以百科全书般的细详解释，全书三册近一千八百页。在《译者序》中，黄教授说：“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译稿一直跟着我东西游走，其中部分完成于香港，部分完成于多伦多，也有一小部分，完成于太平洋之上三万英尺高空……”《神曲》的翻译工作始于1989年，断断续续，锲而不舍，至1999年10月底，才“译稿修饰、打印完毕”；2000年2月12日，开始注释，2002年7月9日，“注释已作完成”。2003年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可见译事之艰巨及黄教授为此书付出半生心血！

        译事之难，从上引三书均为译者耗尽心力才成可见，须知这些译者都是学有专精的学人。至此笔者想起去年曾提到过，格罗斯明（Edith Grossman）“被委托”翻译已有二十多种译本的《唐吉诃德》，她为此读原著十遍，同时读遍塞万提斯的诗文集，“以揣摩他遣词用字的涵意”。遇疑难时，她“还与母语为西班牙文的友人、学者，从多角度探讨这本小说”。难怪她花了三年时间才把这本九百多页的小说译成英文……

        今之译者若借助“计算机翻译”，翻译快速无伦；有新科技协助，当然省时节事，但计算机“译”出后，署名的“翻译家”或编辑起码要细读且遇疑难不通处应据原书覆查修订润饰后才能发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