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没有斯大林会怎样？

斯大林新传记

        斯大林的一生都是谜：他如何成为斯大林？或者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泽·朱加什维利——这位农奴的孙子、洗衣妇和半文盲鞋匠的儿子——如何成为斯大林大元帅？出生在格鲁吉亚不起眼的山镇里的这个小男孩如何变成控制半个欧洲的统治者？本有心选择神职的这位虔诚的年轻人，如何成为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有志于解开这些谜。11月，他充满抱负的《斯大林传》第一卷即将出版。第一卷名为《斯大林：权力的悖论（1878-1928）》，讲述了传主从出生到1928年在苏联开始农业集体化之间五十年的事迹。

        科特金此书在学界马上引起反响，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认为斯大林一生作为，不是出于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疯狂与非理性，而是出于对信仰的坚韧信心，甚至是出于“完全的理性”。

        以批判苏联和俄罗斯出名、著有《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女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书评文章，称赞科特金此书抛开了传记文学中那种受弗洛伊德影响的惯常作法，即在传主童年中寻找其一生行为的答案。科特金并没有为斯大林“艰难的青少年时代”寻找心理学的不在场证明，而是认定他是一个极聪明的、具有无情的理性的理论家。

        阿普尔鲍姆说，斯大林的行为不是他的潜意识的结果，而是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产物。在国内政治、经济遇挫时，这种意识形态给了斯大林很大自信。比如，本意为繁荣生产的政策，却造成贫困，他却能找出一种解释：要么是理论被错误执行，要么是力度没有正确贯彻，要么是官员失职，等等；如果政策不得人心的话，那也可以这样解释：因为阶级斗争激化，抵抗行为呈上升趋势。

        最后，总喜欢借古讽今的阿普尔鲍姆得出结论：在当代西方，我们通常认为大规模暴力的实施者必然是疯狂的、非理性的，但从科特金的描述来看，斯大林两者都不是。这种认为斯大林是理性的、聪明绝顶的，用一套强大的意识形态理由为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正名的作法，让人不寒而栗。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严肃考虑最近主张使用核武器对付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政治家，以及扬言要杀死所有基督徒和犹太人的ISIS领导人的那些话。阿普尔鲍姆说，不要以为他们的语言很奇怪，就意味着没人追随他们，他们有着自己的逻辑。

        而另外一位斯大林专家、悉尼大学历史系教授什拉·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也在《卫报》上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传记既不是恶之病原学的研究，也不是斯大林如何谋求自身权力的传记，书中认为斯大林被深深地坚定信仰所驱使，这种个性对苏联政治起到决定性作用。

        费茨派垂克认为这种描述不无问题，她指出，科特金的解释症结在于：他认为斯大林的经历应通过其根深蒂固的思想信念，而非从如何实现个人权力的最大化方面来理解。但对于费茨派垂克来说，所不能理解的是，对新晋领袖来说，维护权力非常重要，斯大林为什么可以“把什么都放在一边，包括他的个人权力”？科特金认为这是好运气使然：经济大萧条使西方各国更有意与苏联达成经济合作（而非相反）。费茨派垂克说，对于这一点与众不同的解释，科特金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更想看看其论据何在，而不是简单的断言。此外，无论对错，科特金对于农业集体化决策的重要意义的论述很精确，但1928-1929年间与之相随的有计划的迅速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两点作者明显不够重视。

        费茨派垂克说，在书中最后一章，科特金试图回答经常被问而很少有人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斯大林会怎样？他的答案是，“如果斯大林不在了，强制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将接近于零，而苏维埃政权将被改造成别的东西，或者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就会很高”。换句话说，他否定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E. H. Carr）的说法——“斯大林是时世所造，而非造时世者”。相反，科特金写道，斯大林创造了历史，“重新安排了六分之一地球的整个社会经济的面貌”，而他的描述“揭示了在极度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决定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全球影响”。

        可以想见，这本还未完结的传记即将引起学界更大的论争。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和马塞尔·格歇（Marcel Gauchet）是法国两位重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光谱上，巴迪欧是国际激进左翼理论的带头大哥，而格歇则是反极权、主张自由民主的重要代表。国际思想周报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报道过格歇前阵子如何遭到国内左派的攻击。10月，法国PHILO出版社将出版巴迪欧和格歇的对话集，名为《做什么？》（Que Faire?），这是两位法国重要知识分子第一次正面交锋，书中讨论了历史上的共产主义理念，资本主义如何度过经济危机，以及民主的未来。

        10月17日，法国一档名为“就在今晚（过时不候）”的周五晚间现场直播电视节目将巴迪欧与格歇请上屏幕，两人在奇幻的紫色灯光下友好辩论了近一小时。

        论辩中，巴迪欧说，格歇提出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改造，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和民主危机，不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行的”。而格歇则指责巴迪欧“太过迷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更别说他对现代性的整体分析，是错误的……”两人接着玩起了隐喻。格歇说：“巴迪欧在纯粹光明中发现神秘，我在纯粹黑暗中发现神秘。”巴迪欧回答说，任务不是去了解世界的深刻神秘，根本不存在什么神秘，现在已然是纯粹的光明。“……任务是重建（资本主义的）对手。而不是去分析民主的神秘，民主已在纯粹光明之中。”

        到底怎么办？换言之，如何救法国，救欧洲，或者说救资本主义？格歇认为要“改革”，而巴迪欧的回答则是“重建共产主义”。这场短短的辩论并不能提供很多理据，我们可以期待这两位“不兼容”的知识分子在这本100多页的书中如何展开论战。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本月还出版了哲学家、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与《费加罗报》资深记者雷诺·吉拉尔（Renaud Girard）的对话集《西方还剩下什么》（Que reste-t-il de l'Occident ?），以及政治学家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与哲学家让-克劳德·密歇亚（Jean-Claude Michéa）的对话集《左派与人民》（La gauche et le peuple）。一位读者在法国亚马逊网站上评论道：“今年秋天的趋势是知识分子间的对话……（现状使）大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离开自己的领域。这很棒，但也说明情况之严重。”

        巴迪欧和格歇论辩的视频地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gCjfdPLTw

英国历史档案揭示霍布斯鲍姆等曾遭监控

        据英国《卫报》23日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最近解密了一批军情五处（MI5）的文件，其中包括该情报机构获取的上百份对已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人的监控信息，这些被监控者有着相同的特征：共产党员或跟苏联有关系。详情请参考澎湃新闻报道：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3317

涨知识 | 想要看起来更聪明？请刻薄一些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规律了。没有发现的话周报君偷偷说一声：在社交网络上，说一些刻薄话可能会让你显得更聪明。

        至少根据本月《连线》杂志（美国版）的观察，情况是这样。《连线》说，心理学家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哈佛商学院的Teresa Amabile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这个现象。她组织了55名学生，给他们看《纽约时报》上登的两篇书评的摘录。两篇书评都是同一作者所写，但Amabile藏住了作者名字，并调整他们的文字，制造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两篇正面的、两篇负面的评论。然后，她要求学生阅读并评估评论者的智力。判决是明显：学生们认为负面评论远比正面评论“聪明”，而且大多数人说负能量批评家“更能干”，当然，他们同时也指出这位苛刻的评论家“不够温情，残酷，不nice。但绝对聪明。”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偏见呢？没有人确切知道原因。有些理论认为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在古代的环境中，多关注负面消息能让人生存下来。这样看来，尼采名言——“杀不死我的让我更坚强”是非常有道理的。

        

本周言论

        在我们这一时代，这些（压迫，酷刑，和杀戮的）罪行，是源于一些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一个特定的思想。矛盾的是卡尔·马克思认为，思想的重要性同社会及经济基础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通过他的著作，引起了二十世纪的转变，其中既有朝向他所期望的方向的转变，也有由于反作用，向相反方向的转变。德国诗人海涅在他的著名作品之一中，叫我们不要低估了坐在他书房里的这位安静的哲学家；他宣称，如果康德没有摧毁神学的话，罗伯斯庇尔或许不会砍掉法国国王的头颅。

        ——1994年11月25日，以赛亚·伯林接受多伦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致辞中这样评论思想的力量。近日，《纽约书评》以“给21世纪的信”为题首次刊发了这一致辞。（@xyz1918 译）

        

        听起来很天真的伊索克拉底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柏拉图的宏伟理论里却没有答案。“伊索克拉让我想起约翰·杜威”诗人奥登说，“他是平庸之辈，却常常正确，而柏拉图是天才，却常常错误。”

        ——比较文学教授Edward Mendelson在《纽约书评》一篇谈Word软件的妙趣橫生的短文开头说到理念与现实的矛盾。

        

        2002年5月，小布什在莫斯科峰会上注视过普京的眼睛，他后来说“我能感受到他的灵魂”。而当拜登2011年访问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的印象很不一样，他说“总理先生，看着您的眼睛，我觉得您没有灵魂。”拜登说，普京当时笑着回答“我们了解彼此”。这里的宗教语言很明显：9年前，普京是一个务实的领导，西方尚能和他合作，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恶魔。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在《卫报》上发长文《有关邪恶的真相》，指出邪恶根植于人性，西方政客说要消除邪恶，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修辞。

        

        据阿伦斯巴赫研究所调查，只有五分之一的德国人认为国内经济情况是“公平的”。近90%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变成了民主的危机。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再由议会和立法机构管辖，而是由银行游说家挟持，他们有一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逻辑，用以确保其特权：他们要么被救起，要么整个行业完蛋。

        ——德国《明镜》杂志最新的封面文章《美丽的金钱：资本主义如何威胁我们的资产》中谈银行业的自杀袭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