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进步
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1948年9月，南京。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近日在《文汇报·文汇学人》上发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引发热议。文章讨论近年来的“民国热”现象，尤其关注民国时期为何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葛教授分析，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非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
葛教授认为，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
他指出，“民国时间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大家》的专栏作者林建刚等人纷纷撰文回应。针对此文的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类型。
其一，论结果。如果说现代的学术水平比民国时期的好，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应该超越民国时期的最优秀的学者，但这一点在众多领域并不成立。众多反驳者列出民国各领域的杰出代表如章太炎、钱穆、萧公权、李济、吴经熊、汤用彤乃至鲁迅等名字，对比今日之学者，认为今人无论在学术原创力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依然无法超越前人之成就。
其二，论体制。民国时期的大学科研体制、学术氛围大体上是宽松自由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国时期学人的共同价值观。“彼时国内尚未发展出一套精致化的学术管理制度，包括当时的学术官僚也多数由学者担任（如教育部长、中研院院长），学术科研运作体制基本遵循的是学术自身的规律。”
其三，论逻辑。今天的学术发展水平是否比民国时期有所进步，与民国时期的学术是否被高估，这是两个问题。有网友指出，民国时期的具体学术著作、学人地位或被高估，但彼时的学术环境与学术精神，却值得传承与延续。
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期刊最新一期刊发了对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进行的专访。身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努斯鲍姆与传统哲学家不同的是，她格外重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并将其纳入她的伦理学与正义论思想的建构之中。访谈中，努斯鲍姆就文学艺术的价值、人文教育的现状、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知识分子与社会正义等问题回答了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范昀副教授的提问。
在谈论知识分子的职责问题时，努斯鲍姆认为，你得问问自己：你个人能够做什么，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政治哲学家该问问自己：你的写作怎样才能推动你所支持的变革，至少你的部分作品应该让人们看懂并照此实践。“哲学家是否应当介入和参与政治工作？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所长。我自己在这方面非常差劲。与成为委员会成员相比，我更喜欢为自己的言论做主，而且也更看重彻底的自由，可以对我所认为的真理畅所欲言的自由。但你若参与了政治，就不能这样做了。”
至于知识分子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看法，她表示大概在1980年以后就没再听说过，这个观点在当时是错的，现在依然是错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没有权力的，他们仅仅在那些有权力的人采纳他们的观点或他们自己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如海德格尔加入纳粹）时才有影响力。
应访谈者要求，努斯鲍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她的两部近作。《新宗教宽容：在焦虑时代克服政治恐惧》（The New Religious Intolerance：Overcoming the Politics of Fear in an Anxious Age）是一部面向普通公众的小书，主题有关近期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宗教不宽容，尤其是对待穆斯林的不宽容。她论证了克服对他人的非理性恐惧有三条途径：首先，需要有好的政治与法律原则；其次，我们需要下定决心自我反省和公正对待他人，避免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生活中非常可悲的那种强词夺理，应当寻求公平对待所有人的那些原则；最后，对那些我们不熟悉的群体，我们需要培养想象力，并观察文学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想象其它宗教群体的生活的。
《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是一部约500多页的大部头，提出了这一问题：一个拥有好的制度和原则的社会是如何维持它的长期稳定的？该书指出，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培育能够支持这种制度的情感，使人们甘愿去牺牲自身利益。不过，要采用那些并不专横或偏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正是她要承担的挑战。她认为当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多少忽略了这个问题。罗尔斯曾提出过并认为其至关重要，但她认为他对公共情感的看法过于抽象以至于很难成功打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她表示希望此书能被译成中文，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中纪委网站在线访谈。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章是我们党内根本大法，它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指南。宪法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法，是我们治国安邦的一个总章程。党章里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宪法，宪法的序言里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换句话说，宪法里面所规定的国家机构，乃至于国家政策等等，都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法治，要理解中国的宪法，必须要把宪法和党章放在一起来看。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10月24日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线谈法治。一天前，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大会主题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世功表示：最重要的，我们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国家，党规党法不仅仅对规范党组织，同时对于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毫无疑问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种新近形成但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政府采用特有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避免依赖市场，而是倾向于保留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所有权，中国有时称之为“掌握经济制高点”，并且通过国有银行系统的资产分配，有力地间接控制其余的经济活动。然而，本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力量，而非政府采取的经济模式。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始于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其中，私营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唯一来源，以及中国日益成为重要的全球贸易国的主要推动因素。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是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的最新书籍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Sector Business in China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引人关注。中文版将于2015年出版，上文摘自观察者网近日刊发的中文版序。拉迪表示，“本书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其他众多政府机构收集并发表的数据。从我研究中列举的证据看，基本不支持那些将中国的发展视作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
我是反复仔细看了很多遍习总书记讲话，我很激动，很兴奋。甚至晚上睡不着觉，我们遇到了一个有梦的时代。一个正能量的时代。文艺春天真正来了。我们要多出好作品，来报答人民。
——赵本山虽未能参与文艺座谈会，但10月19日深夜，他组织召开本山传媒演职人员大会，学习和贯彻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赵本山在会上如是说。
这是个并不嫌贫爱富的时代，它没有拒绝马云们年轻时的一文不名，而是让他们成了一个个创富传奇的主人公；这是个规则正在取代关系的时代，它并不嘲讽80后、90后的不谙人情，而是为他们尚显稚嫩的梦想助力；这是个教育与知识俯拾皆是的时代，不必再仰赖高昂的学费和漫长的旅行才能开阔视野，只在轻轻一点之间就囊括了万里与千年——当站在历史的坐标系上看，这是一个普通人的黄金时代。
有幸遇上了这样的时代，一定要配得上这样的时代……你的未来与任何人无关，只关乎自己的奋斗。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你的背景，是这个时代》，署名张璁，议论这一现象：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常常自嘲是“屌丝”，抱怨在这个“二代”横行的世界里“别人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是背影”。作者认为：其实，你的背景很硬，你的背景就是这个时代。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
——2014年卡夫卡奖获奖者阎连科在颁奖典礼上演讲时说。他是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