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微妙的一天，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喟叹历史

        莫言、格非、马原、韩少功、刘恒、叶兆言、孙甘露、徐星……成名于1980年代的这些中国作家，有人得奖，有人试图进入经典和历史，也有人只想做历史的旁观者，甚至不想与历史沾边，但他们其实都进入了历史。

        

        10月24日是2014年中并不重要的一天，但却是中国文学微妙的一天。

        在北京，“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京师学堂举行，这是一场试图进一步将莫言经典化的研讨会，除了贾平凹、毕飞宇等一批国内作家，莫言还请来了全世界的莫言作品译者。研讨会举行了2天。莫言研讨会期间，电视剧《红高粱》正在上映。

        在香港，“高行健作品国际研讨会”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其本人在香港科技大学做了专题演讲。这场研讨会是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的中国文学创作研究专题系列其中一场，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内地作家梁鸿、内地学者季进等。

        莫言、高行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同一天举行国际研讨会，这构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巧合。在10月24日那天，作家阎连科在捷克，他刚刚领取了欧洲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卡夫卡奖——据说这个奖是走向斯德哥尔摩的阶梯。

　　同一天，格非、马原、韩少功、刘恒、徐星等一群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评论家陆续来到上海，第二天他们将参加一场名为“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的研讨会。贾平凹原先出现在会议名单上，但最后他选择去了莫言的会议。主持上海这场研讨会的评论家吴亮把这群作家称为1980年代的“老伙伴”，他们和莫言、高行健、阎连科几乎是同时代出场的。

        10月25日，一场小型研讨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2楼举办，来的1980年代作家、评论家有20多位，大家围坐在拼起来的会议桌前，不大的房间却感觉有点空旷，马原、格非、韩少功、刘恒、徐星、礼平、孙甘露、陈村……他们谈论的话题叫“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2个多小时的讨论，更多的是作家们在回望1980年代，然后平静地面对现状——他们中的很多位在1980年代终结后离开了文学一段时间，刘恒、徐星、礼平等人至今也没有回来。他们都在说自己，说20多年来如何坦然地接受当下的文学现实。这群人在一起，像极了10多年前吕乐拍摄的那部叫《小说》的电影，这个讨论会上的几位作家也在那部电影出镜，当年他们漫无目的地讨论什么是“诗意”，如今他们接受自己已进入历史的现实，而其他伙伴们还要创造历史。

        吴亮把当年的伙伴们召集在一起，格非、孙甘露、叶兆言、韩少功都说终于又见到了徐星、刘恒和礼平等几位30年前的写作同行。韩少功开了个玩笑，“不知道吴亮为什么心血来潮，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挖出来来了一次‘老干部’活动。这样一个时代正在过去，我们站在远离时代潮流的地方。”连陈村也感慨，“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

        徐星一直在拍纪录片，常有人问他怎么从写小说改拍纪录片了，他的回答是：“其实我没离开，只是我做可视的文学。我拍的所有东西有细节、人物，有故事。”

        刘恒则成了国内最成功的影视剧编剧，他看着这些年轻时候的伙伴说，“一看，都不认识。细看，都认识。”刘恒对文学也许真的不那么感兴趣了，同伴的东西都不看了，他老伴嘲笑他说，给他一本书看，马上睡着，“文学没有味道了。”说完这句话之后刘恒又说了句非常抒情地话：“当大家为文学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宗教的人，同一个家庭的人。我们是在文学血缘上的一家人。”

　　其实1989年之后，连吴亮也不写了，因为他很清楚“读者不在了”。1980年代结束之后，徐星他们离开小说，离开文学写作。一起离开小说的还有马原，他去拍电影，去大学教书，说“小说已死”，“李小林说，你不能不写啊！可是我真的写不出来。”刚刚花甲的马原说自己现在在过第二辈子，生过重病的他这两年又开始不断地写，不断地出版，多到让出版市场饱和，如今都找不到出版商了，“这给写作热情打了一点折。”马原现在住西双版纳，过着每天喂鸡喂狗扫院子的生活，“有一点冷清，但无限美好。每天开心。”马原更愿意跟这些伙伴描述在西双版纳寨子里的生活，但他也说，“感谢写作这件事，感谢一路走过来的同行们，感谢40多年的写作岁月。”

        韩少功也过着马原式的乡野生活，这样的日子被写进了《山南水北》，这本书成了韩少功卖得最好的一本书。礼平是1980年代初手抄本《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他从文学又扯到了自己更感兴趣的自然科学，60多岁的他成了“民间科学家”，吴亮会不停地打断他的“理论”。

　　韩少功、马原、礼平都去种菜了，而这是格非要批判的地方。从未中断写作，身在学院的格非，他对个人的写作和这代作家未来的写作很焦虑，“我们现在是写农村还是城市？现在学生对农村写作已经无法忍受了。”格非希望能找到一种新的写作方法，不要扔掉乡村，也不要只剩下城市的琐碎。而韩少功略带遗憾地告诉大家，如今的写作也只是1980年代文学革命的延续，“但这样的工作也有意义。”

        天天写的叶兆言没有格非那样的焦虑，这位1980年代的“晚辈”说等他们略有名气的时候，其实那个所谓黄金时代已经没了。“我们都会老下去。大家聚在一起，不管文学有用没用，还是稀里糊涂继续写下去吧。作家有使命，即便进不了《唐诗三百首》，但写作让你快乐有益，还是写吧。”

        “真是老了，坐在风口下，马上感冒。”写作很缓慢的孙甘露最后也说了，他也有很多年没有发表小说，“看到这堆人，想起那一年在格非的宿舍里，拿着格非的脸盆去华师大后门买蛇。想起少功招呼我们去海口开会。想起兆言，有一年在马鞍山还是在哪，住同一个屋子，讲了一夜。1994年，在北京歌德学院的会议上，见了徐星。关于子平，想起有一次听他讲课，课名是 《张爱玲小说中的衣食问题》。而刘恒，我都是在银幕上看到他。马原，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他买了个大房子，真的是非常大。现在想起来都是这种事情，而不是会议上谈过的问题。”说到这些老伙伴老朋友，大家回望了一下。“吴亮1990年代后搞美术批评不做文学批评，程德培也有变化，最近回来（写作）了。阿城很长时间不写小说了，但这仅仅是能力问题吗？在每个作家那，有了什么变化？格非，我觉得他对理论的兴趣超过写作。还包括王朔。”

        孙甘露的回望和喟叹几乎成了这个研讨会的一个总结，其实也是他们这辈作家的困惑。他说，这代作家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像宇宙旅行中有个时间窗口突然打开，他们一下子被历史抛掷出去了。这一系列人，资质才气都有，能有什么问题呢？都没有。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面对这样的处境——作家对小说叙事产生了质疑？这代作家怎么看待被他们自身启动的历史？

        1980年代的这些作家，有人得奖，有人试图进入经典和历史，也有人只想做历史的旁观者，甚至不想与历史沾边，但其实都进入了历史。当这些开会的作家暂时中途离场，一个接一个，走到一楼和等在那里的读者见面，他们会发现，无论离开文学多远，总有人还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