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法议案提出15年后，决定要求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东方IC 资料

        十八大后铁腕反腐正从“治标”向“治本”迈进，反腐的顶层设计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决定》还指出，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说明了反腐之网越来越密，在法律层面能够拥有尽可能多的惩治腐败方式。

        竹立家认为，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学界和执政党内部都有高度共识的方面，可以尽早摆上立法日程。那些在立法过程中存在争议和分歧比较大的方面，可以暂时搁一搁。

        事实上，关于反腐立法的呼声从上世纪末开始一直没有中断。

        在1999年的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张仲礼提出了法治反腐观点，并提交了《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这份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被确定为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一号议案”。

        张仲礼说，许多国家制定了《反腐败法》或《惩治腐败法》等法律，而我国只有刑法对贪污、受贿、渎职等，作了惩治性规定。

        3年后，全国人大代表宋清渭也提出制定《反腐败法》。2005 年、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周洪宇、周晓光，分别提出了反腐立法方面的建议。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反腐立法进程加速。

        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即表示：“打铁还须自身硬。”时隔一天，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上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而后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加强反腐的紧迫性。

        2012年12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问计专家学者时，针对腐败问题他说：“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高层对于反腐的关切，透露着依靠制度来推动反腐常态化的思路。

        2013年全国“两会”上，徐安等30多名江苏团人大代表提交《制定反腐败法，对公职人员廉洁作出硬性规定》议案。反腐立法继续成为全国“两会”上的共识。

        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46天后的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读“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时，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

        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一天，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已经过去整整14年。

        7月29日，中央在宣布对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的同一天，决定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次成为四中全会的主题，反腐立法进程提速。

        四中全会的公报明确，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

        四中全会闭幕后仅隔一天，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王岐山指出，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治病树、拔烂树，强化“不敢”的氛围。惩是为了治，要加大治本力度，选对人、用好人，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逐步实现“不能”。

        此前王岐山说“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次会上的表述变成了“要加大治本的力度”。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表示，当下是反腐由治标转向治本的重要节点。

        马怀德认为，各种腐败案件一再证明，缺乏必要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的权力制约是腐败的根源，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行政组织法》规定行政组织和编制。

        对于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马怀德说，应当尽快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

        此外，马怀德还指出了现有政策条例的不足，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他认为应该抓紧制定《政务公开法》，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