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孔子？

        《春秋》的作者倒底是不是孔子？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战国晚期时，包括孟子、韩非子、荀子在内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是孔子作的《春秋》。10月3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系主任柯马丁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上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他通过对战国到西汉传统典籍和出土文献的文本细读和重新诠释，建构了一条孔子由“经典解释者”到“经典作者”的脉络，孔子“作者身份”的由来，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司马迁。     

        柯马丁，德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Sinology）博士学位，主攻早期中国文本与文献，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在2008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柯马丁负责撰写了首章“早期中国文学”，这一章被该书另一位撰写者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康宜称为最难写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柯马丁提出了对“焚书坑儒”的历史真实以及先秦时期“作者”和“书”等概念的质疑。2014年4月，他在北大再次谈及“作者”，反思《史记》如何表现“作者”身份的问题，与本次复旦讲座的旨趣可谓一脉相承。

  

柯马丁在复旦中文系的讲座中，梳理了孔子由“经典解释者”到“经典作者”的脉络。

对战国文献中孔子作《春秋》存疑

        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最多有两种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是《孟子》，一是《公羊传》。说最多两种，是考虑到我们很难判断文本里的某一段话确实是战国时代的，尤其是《孟子》。《孟子·滕公下》中讲《春秋》是当时的作品，引用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孟子》中有两个问题没有提及，一个是“孔子作《春秋》”没有具体缘由或任何历史事件细节，不是跟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第二也没有谈孔子任何的个人经验。       

        这两个《孟子》没有谈及的“疑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得到完美补充。《史记·孔子世家》解释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和缘由——“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因为孔子之道不行于世，所以他根据鲁国国史作《春秋》，又言其读者是“后有王者”。并且，孔子的个人经验也加入进来，他两次自述是为后世而作《春秋》，表达“自现”（review myself）的欲求，而且要达到别人能“知我”（recognize me）的目的。这些文本是孔子在生命最后时刻说的话，“好像是他的遗嘱，而且以《春秋》来代替他失败的生活。”       

        另外一个战国文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对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述是“君子曷为为《春秋》”，一般认为这个“君子”就是孔子。但是柯马丁认为，首先认定“君子”是孔子的证据来源于《史记》、《淮南子》、《说苑》等汉代文献，但是证明这些汉代文献的又是《公羊传》，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另外，《左传》、《公羊传》中同时出现“君子曰”、“孔子曰”（或“仲尼曰”），显然作者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并不认为君子就是指孔子。

        而传统以《韩非子·内储说》为孔子作《春秋》的证据，在柯马丁那里，恰恰是反例：《韩非子》不是说孔子作《春秋》，而是解释《春秋》；不是在谈孔子自己的《春秋》，而是当时的实录。所以柯马丁认为，战国仅有的两种写明“孔子作《春秋》”的文献是存在疑问的，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       

司马迁塑造了孔子的作者身份

        那么，《春秋》的作者被汉人认定为是孔子，又是从何而来？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中，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强调着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史公自序》那段关于圣贤遭遇困苦而后有所作为的论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但里面存在严重有悖史实的地方，一个是吕不韦写《吕氏春秋》是在其任秦国相时，而不是遭遇挫折后；另一个是韩非子完成《说难》、《孤愤》的时间也是在来秦之前，和成为阶下囚而发愤没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孔子颠沛于列国，困于陈、蔡之间而作《春秋》，这个细节并不见于《孟子》中。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强调“知”、“知我”对于孔子的意义，如孔子见获麟后，喟然叹曰：“都不了解我啊！（莫知我夫）”又说“只有天能了解我吧（知我者其天乎）！”而在《论语》中所有提到“知”的文字，从没有强调“知”对于孔子的重要性，柯马丁认为，二者是矛盾的。

        所以，柯马丁认为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作者”身份进行了“创造”。孔子和《春秋》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说孔子编史，孔子是作为最敏感的读者和阐释家存在的，而经过司马迁有意的塑造，孔子的“作者”身份在西汉晚期被广泛接受下来。“但这并不是突然的，中间肯定还有其他人的参与，只不过由于传世材料太少，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给出详细的描述。”柯马丁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

       司马迁或许不是塑造孔子“作春秋”的最初起源，但肯定是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司马迁是出于何种目的来进行这样的“创造”呢？柯马丁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样做对司马迁本人来说非常重要。他根据自己的遭遇，把孔子作为一个样板。”众所周知，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白而遭受宫刑，《史记》寄托了他全部的追求。在《史记》中，只有屈原和孔子得到了司马迁“相见其为人”的待遇，柯马丁认为，他们三人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司马迁极力把孔子塑造成等待了解与承认的作者，并且不时流露出“（孔子）等待的那个人就是我”这样的意思。在这样的过程中，司马迁也通过《史记》也“创造”了他自己——英雄圣人式的角色。

        虽然在汉代，孔子是《春秋》作者这样一种建构，帮助《春秋》在经典中地位抬升，进入到六艺的序列，但现在把《春秋》，甚至整个六艺和孔子的作品与作者关系剥离开来，并不会影响《春秋》的价值和意义。“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谈到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远不可能讲完（的作品）。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需要读经典？因为它们对每个时代都能提供一些新的了解、新的思维。经典，在不断地述说它自己的意思，有新的读者，经典也对读者讲新的信息。好像经典本身就是它的作者。所以说，《春秋》没有作者，是《春秋》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柯马丁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