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第一藏书家韦力“得书记”：好书不能等，有钱就得果断买

        2000年秋，上海国拍举办了博古斋古籍专场，此专场拍卖图录的封面是一张唐代刻本的《陀罗尼经》。此经为圜型，中心的位置刻有佛像，佛像的右下侧有“菩提性”三个汉字，围绕中心佛像的经文全部是梵文，从圆心以顺时针方向环绕向外，经文的外圈则刻有几十座佛像。此经是用很薄的黄麻纸印刷，背面有透入肌里的铜锈痕，从整体上看，有着版刻初期的古朴。这类物品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估价为三十万到四十万元，也是这个专场估价最高的一件拍品。因为是第一次上拍，从价格上说没有可比性，因此很难说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但就那个时候而言，比十六开略大的一张纸，能估出这个价钱，的确很贵。2000年左右，一册宋版书的价格也就在十万元，那一册书所用的纸张，怎么也要比这张纸要多几十倍。但我对这张纸还是很感兴趣，自己的藏品中虽然也有唐代的版本，但那是手写本，刻本我却没有。中国书的刻本时代究竟起于何时，至今还有着各种学术争论。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书的版刻时代，起源于唐代早期，其理论依据是，佛经传入中国，经咒还未翻译过来时，这些经咒都是用梵文书写，但写经生因为不熟悉这些文字，所以很容易写错，于是，就发明了一种版刻来印刷，这样就不会产生抄写的错误。如果版刻的起源果真如此的话，那梵文本的刻经就要比汉文本更早，而此经正是梵文本。我觉得如果把它买下来，也就等于把自己的藏书年代上限提高了一大截。可惜的是，此经被文物部门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那个时候《文物法》还未修改，还没有今天藏宝于民的观念。按照规定，一级文物仅限国内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购买。虽然我也知道，有些一级文物被限级之后，还是有胆大者偷着买，可惜我没有这个胆识，只能望经兴叹。

        那场拍卖会上，我花了不到十万块，就买下了元至正元年集庆录儒学刻本《乐府诗集》。此书存前二十五卷，计有八册。这个价格跟那件《陀罗尼经》比起来，的确便宜了不少。其实这种比较，就意味着目光短浅，但那个时候，有些实力的买家跟我的见识水平，也是半斤八两。当然，也有可能是觉得有了限级而不愿意购买。不管什么原因，那件《陀罗尼经》流拍了。

        拍卖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没放下这件《陀罗尼经》，很想知道它流拍后的去向。某天忍不住去电博古斋的经理陆国强先生，向他了解此经的情况。他说还没有退给书主，如果我还想要，他可以帮我跟书主商量。我说，这件已经定为一级文物，不是限制私人购买吗？陆经理告诉我，上拍的文物的确是按这个规定执行的，因为这是《文物法》的规定。但《文物法》同时说，国家定点的文物经营单位，可以买卖文物，所以，他以博古斋的名义将此经卖给我，完全合法。听到了这句话，我放下心来。

        几天之后，我接到一位西安人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陀罗尼经》的书主。他告诉我，此经出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安地区，是从一座倒塌的佛塔地宫里发现的。出土的物品中有一件铜制的臂钏，将臂钏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纸捻儿，展开之后，就是这件经。此人同时告诉我，在地宫出土的物品中，还有一方塔铭，塔铭的落款是唐神龙元年，所以他认为此经也必是此前所刻制印刷者，属于初唐的印刷品。在民国年间，此经曾归于右任所有，而他本人的父亲曾是于右任的部下，所以得到了此经。他还说，如果我要买下此经，他可送给我一份塔铭的拓片。

        这位经的主人建议我到西安见面时，再成交。但我觉得，我到西安去找他交易，那就等同于私下买卖文物。这种违法的事，我没必要干，于是跟书主说，我的确想要，但不想私下交易，我去跟博古斋将此经买下来。他同意了我的这个想法。于是，我立即跑到了上海，多花了百分之十的佣金，付给了博古斋。之后，我给书主打电话，希望他能给我承诺的那件塔铭拓片，但是我听到了他好几种推托的解释，最后终于弄清楚，那件塔铭没戏了。但无论怎样，我得到了这件《陀罗尼经》，因此还是高高兴兴地捧着这件宝贝，乘机回京。

        飞机起飞后，我却想到了《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名气之大，可谓家喻户晓，人们感动于那个穷小子杰克的爱情故事，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的实事。这正是编剧的可恶之处，他为了让电影看上去煽情，不惜篡改历史真相，尤其让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穷小子杰克的原型，其实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藏书大家威德纳。因为他是位富豪，而富豪好像是全世界最令人厌恶的共同对象，很有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导演把那位富豪改编成了穷小子，并且让那位穷小子抱得美人归，满足了人们集体意淫的心愿。我虽然也很穷，但还是要为这位威德纳打抱不平，就因为他是位富豪，所以他不能跟泰坦尼克号一样留名千古。但好在威德纳有个伟大的母亲，他们一家人去欧洲（据说威德纳就是去买善本书）那趟行程，他买到了弗兰西斯·培根的散文集，这是威德纳心仪已久的书，他当然很是高兴。我觉得只有真正的藏书家，才能理解他那激动的心情。他在回程中，乘的船撞上了冰山，他本有机会登上救生艇，但舍不下自己心爱的这部书，于是奔回船舱取书时，与他的这部心爱之书，同眠于大洋之底。他的母亲回到美国后，把他的藏书捐给了儿子的母校哈佛大学，并出资三百五十万美元，建立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威德纳图书馆。我在飞机上，脑海中就展现出这个感人的画面，一是为威德纳的名字不显而感到不平；二是细想我手里的这件宝贝——《陀罗尼经》这四个字，它们跟让威德纳倒霉的弗兰西斯·培根无一字相同。想到这一层，我安下心来。

        2003年，我在鲁迅博物馆搞藏书展，展品中就有这件《陀罗尼经》。此后的某天，鲁博的肖振明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有一个人也同样有一件《陀罗尼经》想出让。我马上赶到了鲁博书屋，里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此人见我进来，拿出一个纸包，层层打开后，里面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镯子，他告诉我这就叫臂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臂钏的原物。其实臂钏就是用铜皮卷成筒状，再做成一个圆环，此臂钏已将合口处打开。这个年轻人从里面倒出一个纸捻儿，因为年代久远，这个纸捻儿已经粘连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个mini的木乃伊。我接过在手，准备将它打开来。那个年轻人看出了我的意图，马上制止。他生气地跟我说：“弄坏了你赔得起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只是心平气和地跟他讲，不让我把这件木乃伊打开，我怎么知道里面裹的是什么。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木乃伊？什么木乃伊！”因为这个缘故，这件经没有买成。我印象中，他当时的开价是五十万元。

        2011年，翰海古籍拍卖图录中又出现了一件《陀罗尼经》。此件为汉文本，经名是《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形状为正方形，然剪掉了四个角。我在预展时细看了此经，跟我所得的那件用纸不同。此件用纸较厚，且有着微微的丝光感，这样的唐代的纸，我从未见过。该经的估价是一百万到二百万元，从今天的行市看，若能于估价的前端得到，还算是个便宜的价钱。然现场的竞争情况，让我没有捡便宜的可能，竞争拍到了一百六十万元。后来姜寻先生告诉我，此经是让雅昌公司买去了。雅昌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印刷企业，他为什么买这件唐代的刻本，我不知道。其实我本认识雅昌的老板万捷先生，但我觉得贸然问他何以要买此经，有些唐突，终于没打这个电话。

        2013年秋，翰海公司又上拍了一件《陀罗尼经》，这一件倒是有着世俗的曝光率，因为它曾参加过2008年央视第三届赛宝大会，并且获得了金奖。这次拿出来上拍的，除了经本身之外，还有获奖证书和奖杯等附属品。这种卖法倒是提醒了我，有一天卖书易米时，可以把我的一大堆头衔作为附属品一块儿卖。虽然这件经，有着这么多的附属披挂，却没能卖过两年前的那件。此件的估价，也同样是一百万到二百万元，而成交价却是一百三十八万，得到此件宝贝者乃是姜寻先生。

        姜寻拍得此经后，我曾给他去电话，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件经，他竟然说是受我的影响，因为我的那件《陀罗尼经》印在了他所主编的《中国古籍拍卖年鉴》第一卷的最前面。十年前，他编《年鉴》的时候，想我帮着选些配图，我利用他对我的信任假公济私，本着举贤不避亲的心态，把我的这件《陀罗尼经》放了进去。我觉得他每次看见这件经，都会如芒在背，不能让我专美，所以，也让自己拥有了这样一件《陀罗尼经》。但姜寻说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当年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姜寻说，我当年告诉他，爱德华·纽顿因嫌《古腾堡圣经》太贵，总想等便宜了再买，结果他每一次看见该经时，都比上一次贵了许多，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拥有这样一部圣经。所以姜寻认为，想得到重要的好书，就不能等，只要有钱，就应当果断买下。我已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而我跟他的交往过程中，却有着许多不能遗忘者。

        十一年前，我刚跟姜寻认识不久，某晚跟他一起吃饭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人在门口找他，他出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告诉我刚才来的那人是舌头乐队的主唱，是来找他借钱的。因为那人近一段一直很缺钱，这两天手头仅剩下一张五十元的假币，已经花了几次，都花不出去，所以，来找姜寻借一张五十块真币先花着。从那时起，我渐渐了解到他结交的朋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北京来了。那时姜寻的正式工作是《诗刊》的美编，他曾送给我一幅自己画的静物，我很喜欢那幅油画，尤其那色彩搭配，让我感觉很是宁静，所以，我觉得他在艺术上的天分远高于藏书。姜寻兄显然不认可我的判断，但这并不妨碍我跟他成为朋友，他留着艺术家必须有的长发，混迹于故纸堆中，这样的反差，颇具艺术美感。

        2003年，姜寻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在国图分管的院内办公，起初是做图书的出版设计。他刚开展工作时，还没能像今天这样有着广阔的市场，我觉得自己应该给予一些小帮助，于是拿出了自己所藏的《辽藏》，请他影印出版。姜寻亲自操刀设计，他所设计的木匣我很是喜欢，更加让我坚信，他在艺术造诣上面更有天分。那时正赶上“非典”，那场灾难让人们动摇了“人定胜天”的真理，尤其是北京人，失去了往日的优越感，走到哪里都像过街老鼠一样讨人嫌。我只好躲在书斋中闭门不出，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藏书编目。在那个气氛紧张的时期，姜寻仍在帮我制作着《辽藏》。可惜那时为《辽藏》选定的进口纸无法报关，只好用国产纸来顶替，这使得做出来的效果有些难如人意。姜寻喜欢追求完美，他当然对此很不满意，一直坚持说要给我重做，我觉得这属于不可抗力，并非他的责任，所以回绝了他的美意。

        关于他为什么喜欢收藏古书，姜寻自己跟我说，其实他小时候对古书并不感兴趣，而是从美学角度上喜欢古文字的字体，在想办法搜集这些字体的过程中，也就渐渐喜欢上了古书。因为他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藏书，所以刚开始买下的书大多是残本，后来遇到了宋平生老师，才把他带入了古书圈。我印象中他有几年喜欢在拍场上买诗集，这可能跟他在《诗刊》工作的经历有关，后来才知道，他自己也喜欢写诗。但后来，他渐渐地很少买书了，转为专买各种雕版，他所藏的雕版中最有名的是《密韵楼七种》。此版最先出现在嘉德拍场，因为没人要而流拍，姜寻抓住了这个机会，将此雕版买下来。自此之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移情于此，后来他把国图分管的食堂进行改造，跟国图共同开展了雕版博物馆。他请我去看过这个馆，我对他收藏的雕版倒没有太大感觉，让我感到眼前一亮的是此馆的装修设计，他跟我说，这些设计全是出于己手。后来此馆交还给了国图，姜寻又致力于木版雕刻，刚开始是请扬州的师傅代雕，近些年，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培养出多位雕刻师，给国内的多位政治文化名人雕刻过诗集和文集。

        近两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姜寻又开始在拍场上买古书，尤其买这件百万元以上的《陀罗尼经》，这让我有了拍场上又多一位竞争对手的感觉。他跟我说，自己跟别人搞了个艺术基金，基金的组成初期有三家公司，而他为其中的一家，三家总计投入两亿元。他还告诉我，近期内会将基金的规模扩展为十亿。姜寻还在松竹梅斜街租下了位置最好的店面，准备办一个藏书会所，看来他真的有钱了。如此买下去，拍场上出现的好书，恐怕大多要归了他的煮雨山房。姜寻有个观点，我很认可。他认为当今不是古书太贵，而是买书人太穷。他说马未都、于丹等人一次的出场费都在三十万以上，而唐代的印刷品如何难得稀见，才值个一百多万，简直便宜到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