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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组织了一场以“现代视域下的儒学与政治”为主题的儒家对话 。与谈者皆是国内当代儒学领域最活跃和具有代表性的中生代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秋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四位对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为主持人。
“康有为热”这两年为何再次升温？儒家能为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新的选项么？儒学的解释力只限于中国的特殊语境还是具有普世价值？虽然同属“儒家”阵营，几位学者依然围绕这些关键话题展开了激辩。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录部分对话内容，分成两篇，以飨读者。此为其二。
“现代视域下的儒学与政治”对谈现场：郭晓东（左一），干春松（左二），秋风（左三），丁耘（右二），白彤东（右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于明志 图。 郭晓东：四位教授分别从自己的立场谈了他们对儒学的看法。干春松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新康有为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立场。秋风教授从董仲舒出发，认为董仲舒引领了西汉的第二次立宪。丁耘教授站在了左派学者的立场上，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为我们讲述了儒学和政治的关系。白彤东教授则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广义的论证。四位教授的发言各有特色。下面请各位分别谈一谈对其他三位观点的看法。
回到孔子，是为了返本开新
干春松：白彤东我就不咬了，因为有很多外国的东西，我咬不动。我也是今天听晓东说，才知道有“梁党”的说法。梁启超老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很少有一个稳定的主张。他与康有为有一个比较，他说老师太有主见，而自己太没有主见了。那两位说自己是“梁党”是要说明自己是经常变的吗？
秋风对康有为的评价，很多部分我是同意的。但是秋风说，康有为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但是对问题的回答都是错误的。这样一种全称的判断非常具有秋风论述的特点。我认为康有为提出的很多论题现在很难说就有了结论。比如他对于种族革命和建立一个国族的问题。中国未来究竟应该是国族建构还是像革命派那样的种族建构？对于这样的问题很难说已经有了结论。他在1903年前后提出的“废省论”等这样一些社会治理的原则，我认为恰好与秋风所说的乡贤制度的一些东西相似。他自己举的例子也是在西樵山附近他爷爷曾经做过一个乡绅治理的实验，类似于刚才秋风谈到的乡贤制度。
我认为康有为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要接受康有为的很多结论。的确，在有些问题上能证明康有为是失败的。他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的关心和重视，是因为很多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我认为康有为的问题有三个。如何建国？如何立制？如何保存和发展儒家？这三个大问题现在都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丁耘的发言始终是阴阳怪气的。一会儿很委屈地说儒家的牌照是要别人发的，一会儿又羞答答地说被称作“杂儒”还是可以接受的。丁耘的发言很像是站在外面谆谆告诫你们这些儒学家，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想，那个问题应该怎么想。看上去也不太像一个“杂儒”，更像儒家的一个总教头，在背后指点江山，告诫我们不要只谈政治的问题。我个人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比较喜欢谈论儒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于是经常有人会问我难道你不考虑心性的问题吗？朱一新在和康有为论争的时候曾经说过，儒家其实根本谈不上政治和心性的区分，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一件事。很难说正心诚意是内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在儒家看来，它们是一体的，没有说治国平天下不需要正心诚意。
丁耘告诫我们要不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看世界、历史和人。我认为“新康有为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康有为面对的问题恰好是由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所以他所认识到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中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他考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中国要如何存在。他的“三世说”就是要重构一个新的历史观。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和康有为对人的理解的确有很大差异。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所理解的人和西方所说的原子化的人不一样。他认为中国现代制度要建立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上。对于现代中国的人的理解归纳为很多方面，比如礼俗、人心。这种理解有他的历史也有面对西方的理念上的进步。我相信丁耘的告诫从康有为那里就能听到的。
我认为“新康有为主义”只是大陆儒家研究的一个面向。但是很多问题的确是从康有为那里找到了灵感。我相信他们是试图超过康有为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康有为。
“康党”是一个特殊阶段大家不约而同有的一个反应。对港台新儒学有了反思之后回到康有为，不一定代表康有为就是这个回溯的终点。我相信回到孔子那里是我们大家的目的。回到孔子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开新。所有回溯的目的都是为了展望未来。回溯可能包括回眸和站在高处的回顾。回到经典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是要强调康有为对经典的重视。如果我们看冯友兰的书或唐君毅的书，他们对于经典的态度是比较可疑的，应该有更坚定的态度。是否经典里包含着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我当然不这么认为。经典是启发我们找到答案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相信丁耘一定是好意，希望我们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也努力让自己的眼睛睁得大一点，看得远一点。
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仁”才是普世价值
秋风：听了前面的讨论，刚才突然有了一个灵感。百年中国的儒学历史可能有三个传统。一个是康有为带来的经学传统，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康党”。另外一个是港台新儒学，从熊十力先生下来的哲学式的儒学传统。现在学院里面中老年学者基本上都沿袭这个传统，主要做哲学史。我刚才很意外地听到了白彤东说他是“钱党”。其实我也是一个“钱党”。我进入儒学的基本的知识资源是从钱穆先生那里获取的。我在研究生期间主要读的就是钱穆先生的书。我的研究带有很强的历史学的背景。
有一个经学的传统、一个哲学的传统、一个史学的传统。这三个传统也许对我们理解儒家在当代学术场域中的结构有一定的启发。他们三个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相互也都看不起。我个人受到钱穆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我没有受到蒋庆的影响，没有受到康有为的影响。但是我也关注制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的整个论述都是在讨论中国的制度问题。所以我也算是从史学的角度切入了政治儒学的范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丁耘在给儒家指点的时候讲到的，要有普遍主义，不仅仅要解释中国。刚才干春松教授已经清楚地指出，前一代的儒家在我看来基本上都是特殊主义的。港台新儒学基本上都是特殊主义的。他们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普遍的现代世界中的一个落后者，中国因为种种的原因是一个后进者，中国被特殊化了。包括我们现在的人文与科学体系都是把中国特殊化。中国的知识在整个现代的知识体系中毫无意义。各位学法学的、经济学的，有谁曾经认真地想过要读中国经典以发展你们的理论？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因为我们都认为中国的知识是特殊的知识。“新康党”、“新钱党”这些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走向普遍主义。其实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所以中国的价值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我最近在读陈来老师的《仁学本体论》，我受这本书的启发准备写一本书《仁政大纲》。陈老师这本书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把人确定为宇宙的本体。他建立的是一个普遍的哲学体系。隐含的命题是，“仁”才是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次一级的价值。“仁”才是真正能让天下成为一家的普世价值。而自由、平等、博爱都会毁灭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以毁灭世界多样性的方式来实现“同”。而“仁”会建立起一个包容多样性的普遍的社会秩序。我们通过对中国人的理解来理解普遍的“仁”是什么。而且我认为通过对中国人的理解所理解的那个普遍的“仁”才是真正普遍的“仁”。
好的政治哲学应该是现实的乌托邦
白彤东：秋风讲到对待中国思想有经学、哲学和史学传统。他进而把钱穆归于史学传统，这点我个人是不大同意的。我个人喜欢钱穆是因为他好像是在讲历史但是背后有很多很深刻的政治哲学的洞见。钱穆不像海外新儒家，用康德之类来通儒家，但他真正理解了很多西方政治的本质的东西，不像有些人以肤浅的方式跟着西方的自由民主走。
丁耘的角色很有意思，一边指点着儒家，一边说他不属于这个圈里，结合了玉皇大帝和孙悟空的角色。刚才丁耘讲到，说什么政治蓝图都没用，休克疗法都没用。我认为一个哲学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屋子里想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哲学家的本分。世界如何去操作，那是政治家的本分。《理想国》里面苏格拉底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画出一个理想形态，这个理想形态世界上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去接近它。后来罗尔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好的政治哲学应该是现实的乌托邦。不能彻底脱离现实，但是要有乌托邦性、超现实性。各人有各人的角色。我很认同自己学哲学的角色，学哲学就是要去空想一套东西。当然不能变成彻底的乌托邦，但是这与现实的政治操作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政治已经走投无路，只能回到儒学
提问观众甲：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儒学与政治”。为什么以儒学领域的学者为主？没有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这样从儒学的立场看中国现实问题会不会有片面性？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从中国政治现实的立场看，我们应该去寻找怎样把儒学和政治现实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更关心现实政治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仅仅关注儒学，还关注更多问题。（比如）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可能自由主义的东西是我们更需要的。
秋风：这位同学很好地教育了我，让我不能只从儒学看政治，也要关心政治，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问题。我也不是搞政治的，只能从学术看政治。凭我有限的观察，现在的政治已经走投无路，只能回到儒学。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政治态势。儒家学者都希望能回到儒学，但是我们有这个希望已经很多年了。也许现在它变成一个政治事实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当然会让儒家的学者更进一步地去思考去触及那些更为具体的问题。这对于理论的生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儒家不管在任何时候，是顺还是逆，都会有自己的立场。
现在可能很多人对儒学有误解，我利用这个机会简单地作一个回应。
对谈现场观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于明志 图。当务之急：通过教育重建一个合格的社会领导者阶层
提问观众乙：我想提问一下秋风老师。新儒家回归现代社会，在左冲右撞中找到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儒家宪制的切入点是哪里？它的路线图是什么？其他思想和宗教的位置怎么摆？
秋风：儒学传统在过去的100年其实也没有断裂。儒家的价值传统就更没有断裂了，体现在百姓的人伦日用中。在我们的祖父母、父母身上都能够看到儒家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在过去的一百年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也遭到了空前的有意的破坏，但是它并没有断绝。这是我们今日儒家复兴的基础。包括我们的学术。虽然我们刚才对港台新儒学有一些批评，但它毕竟是儒学传统。儒学复兴不是像孙悟空那样凭空蹦出来的，而是有自己的儒学传承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儒家复兴是有自己的连续性的。
关于儒家宪制如何展开？教育是根本。这就是儒家和现代的其他政治哲学理解政治不同的地方。儒家不会认为我们应该设立一个政体、设立一些权力的制衡就能解决问题。儒家关注人的养成。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士和君子，制度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自己并没有费心地设计政体和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和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实践的问题，是一个立法者的科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考问题。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中国，教育的更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重建一个合格的社会领导者阶层。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建立起一套比较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这套秩序当然一定会跟西方不一样。而且比西方更好。
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自我殖民的过程
提问观众丙：义务教育的教科书问题在东亚世界层出不穷。既然现在是儒学复兴的阶段，想要扶持儒家的人有没有想过对教科书做一些改动？或者培养中学和小学老师对儒家的兴趣？
干春松：我们始终在考虑中学教科书的问题。我自己还参加过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那个课题组。我还参加了很多次对中学老师的义务培训。虽然参与的渠道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很关心如何加强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希望能提高儒家价值观在中小学中的传播力度。
丁耘：秋风的某些书明显就是教科书的意图。教科书的编写问题主要涉及历史观的问题。能够编写并发行一种学生公认的教科书的前提是传统派、革命派和改革派至少达成一个共同的说法。在此之前，恐怕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出现。所以，与其操心这个事情，不如尽量搞好研究工作。
白彤东：秋风对上一个问题的回应落入了丁耘的圈套。丁耘说佛家有一套认证手续，儒家没有。但是，佛家有认证手续，是因为它是一种宗教。禅宗就要从达摩到二祖、三祖乃至六祖等等这样一直传下来。儒家里的经学传统也是讲传承的。因此，顺便说一句，这是我怀疑现在复兴儒学的经学路向的另一个原因：经学要讲传承，但是这一传承断掉了。同时，对儒家有子学或者哲学路向，即将儒学当成一套哲学性的普世价值。如果是哲学，就不用传承、认证。你喜欢柏拉图的想法，你就是一个柏拉图的爱好者。波士顿有很多自认的儒家式基督徒，这正是因为儒家有这样的一个哲学与普世的向度，能够被不同的人所接受。从这个角度看，认证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回应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我是做哲学的，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发展一套想法，然后作为老师，传播我的想法。中国的传统被百多年的激进运动破坏了，所以需要我们主动地、大力地去重建传统。对于这一点，我很尊重那些民间书院。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体制之内恢复传统。这一传统不局限于儒家。
比如，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加大文言文的比例，加大古诗词的比例。对于大学的政治课，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为什么政治课里只讲六十年的事情？！讲课要按六十年和五千年的比例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成了大学热门专业。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因为每个大学都需要教政治公共课的老师。在英美，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强调支持哲学系毕业的学生。而我们用类似的办法，来扶持的是哲学与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的学派。如果能把这种扶持用在开放的传统上就好了。这是我的希冀。我看不出来这样的一种政府扶持会导致自由主义者常常担心的政教合一式的压制。
秋风：我刚才一直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刚才白老师也讲到了读经的重要性。读经的教育在中国中断了那么多年，有一些人士致力于恢复中国读经教育的传统，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们。他们把我们久违的经典重新带给了孩子们。不管这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抱着善意的态度对待它。现在很多批评读经的人带着一种恶意。他们的理念就是中国人不应该读经典，都应该去读《政府论》、《圣经》，哪怕读其他宗教的经典也比读中国的经典更加高级。这是很多批评者背后一种十分可怕的理念。
如果我们反省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教育。我想它是我们在所有领域中最失败的领域。这种教育不仅没有教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相反它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树立起一个做非中国人的梦想。它交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让我们仇恨自己的文化。去自我下贱、自我殖民。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自我殖民的过程。我认为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了，再继续下去中国就毁了。我最近写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蔡元培就是中国文明最大的罪人。但是终于在我们民间人士的努力下，教育终于要更化了，教育体系要发生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经典将会逐渐地进入到教育体系中。这当然也有我们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文化自觉，这是我们复兴的机遇。有了这样的变化后，中国的政治就能走上正轨。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的根本特点就是文明缓慢但有力的复兴。希望大家一起致力于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