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最初的手稿生炉子烧掉了

山东卫视 澎湃新闻记者 丁立

2014-11-02 15: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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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接受山东卫视专访。视频来源:山东卫视(00:44)
       【编者按】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家卫视,开播以来收视飘红。10月18日,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首度接受访问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11月2日22:07山东卫视将播出《莫言眼中的“红高粱”》,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为读者送上文字可视版,今晚可以边读澎湃,边看节目,一起和莫言体验中国“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以下为专访选摘:
谈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山东卫视主持人):您当时在作家组?
       莫言:一共72个代表,我是作家组的,作家组有22个代表。
       董姝:习近平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其实拍完之后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董姝:他在哪儿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面,因为放暑假同学们都回去了,我是有一个中篇没有完成,急着要稿,我在那边加班。他当时光着膀子,赤着脚,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等等。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完全可以领导一个生产队,一见面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也参加了这个剧本的之一。
       我给他很多具体的帮助,种高粱这一年天特别旱,到了六七月高粱长得只有膝盖这么高,他们马上要急着开机,非常焦急,县里宣传部长是我大哥的同学,我也叫大哥,我找他帮忙。他找了县委书记,然后县委书记批了几吨化肥,当时化肥是很紧俏的物资,批了5吨化肥,张艺谋他们组织一帮人去追肥。
       我给你讲一个很不雅的笑话,当年我们农民在高粱地里蹲着解手的时候被疯长的高粱戳着屁股。当时他们来了,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高粱没有红的时候要拍,我说我写的红高粱,你拍成绿高粱。据他所知高粱红了以后高粱杆硬了,结果在高粱没有成熟,绿色的时候,风一吹有女人肢体柔软之感,他要拍柔软之感,我说你拍吧。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我当年为我父亲用小壶撩酒,酒开了以后沸出来才会引燃,而且火是绿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谈母亲,泪流满面
       董姝:说到高密,你觉得这片土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莫言:这应该是成群结队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亲人,如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
       我大哥60年代考入大学,在我们东北乡也算是很轰动的事件。我们从小也很崇拜他,觉得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也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因为是修文科的,对文学比我们启蒙的要早得多,对我早期的写作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二哥在农村被耽搁的人物,他的脑子也是很好用的,上学学习很好。
       我姐姐的学习也很好,但是那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当然不仅仅我家里,那个时候都是重男轻女,为了让我大哥、二哥,还有我,让我们弟兄三个上学,我姐姐上了两年学就拉回来。家里有十三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我姐姐回来帮着我父亲干活,等于她做出了牺牲。
       董姝:母亲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莫言:我觉得我母亲是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她特别的善良,她确实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结婚,那时候农村妇女要开脸,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铰去。这时候需要找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个人。
       莫言:我牢记着我母亲给人家新娘子开脸回来那样一种表情,那样一种幸福感。总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从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没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莫言:我母亲实际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她四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去世了。
       管谟芬(莫言姐姐):俺母亲,她累大(受累多)。那时候俺那盘大磨还在老屋里,就在那里推磨,起早贪黑的。
       管谟贤(莫言大哥):磨呢,那时候没有电,又没有机器,就是人工推磨,我母亲瘦的只有60斤。满嘴满牙上都是那个黑野菜,野菜渣滓。推着推着就昏倒了。
       管谟贤:心口痛,胃病其实就是。反正一直没好过。后来年纪大了就是气喘,肺心病。刚刚过上好日子,我母亲去世了。
       莫言:小时候我特别孝顺她,赚了钱以后想着首先应该给母亲,买一点特别好吃的东西。 (泪流满面)抱歉,努力控制没控制住。
       人生几个阶段:煤炭、字典、狼牙山的石头、奖杯
       董姝:大哥(管谟贤)用几个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一块煤炭,这是为什么?
       莫言:我在《蛙》这部小说描写一群孩子吃煤块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后了,学校拉了一车煤,煤里面带着松香的,也是半是恶作剧,也是半认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们当时真吃过。饥饿始终是一个问题,后来在农村到了1965年情况好转了,那时候也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就是跟饥饿有关。
       董姝:第二个人生主要阶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讲过,在村里没书可读翻的字典。
       董姝:这是小时候的事?
       莫言:小学辍学之后,村子里的书看完了,无书可读就拿着本字典翻来翻去,也是一种自学。创作总认识几个汉字,小学五年级学的汉字对创作来讲远远不够。只有阅读,阅读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查一下字典,等于弥补了这种学校的知识不足。
       董姝:还有一个是两块狼牙山的石头。
       莫言:我在保定满城县的地方当兵,离狼牙山比较近。那时候我开始文学创作。保定市当时有一个刊物叫《莲池》,往《莲池》投稿,终于有一天收到《莲池》编辑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
       董姝:再到最后一个奖杯。
       莫言:他讲的应该是诺贝尔奖杯,诺贝尔没奖杯,就是一个奖章。
       董姝:我们导演在今天访谈开始之前提醒我说,曾经有两个人预言过你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发小,他在2010年的时候过世了。
       莫言:张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当中提到我的名字,后来他来到中国多次,在访问的时候做演讲,私下谈话都说过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确实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创作的老师,也是同行,当然也是长辈,他比我大20岁。
       另外一个我们都是东北乡人,《红高粱》孙家口伏击战就是发生在他村庄里面的。
       后来在1973年我们到了公社驻地的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这时候成了朋友。他曾经确实说过我有可能做过诺贝尔奖,他在这方面也做过鼓励。
       电视剧《红高粱》:本来就想搞颠覆
       董姝: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董姝: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的结尾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人有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董姝: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董姝:所以《红高粱》里面每个人物觉得很鲜活、很真实。《红高粱》手稿据说是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董姝: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董姝: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董姝:没有,留到现在很值钱的。
       莫言:那时候确实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作家的手稿将来可能能卖钱,所以人还是缺少远见、先见。
       董姝:有没有烧掉自己觉得比较惋惜的作品?
       莫言:确实有一部还比较惋惜的。1990年的时候在高密南关的房子里面大概住了40多天,期间一部小说叫“革命样板”,文革期间有一部样板戏《沙家浜》。
       莫言:我当时我把沙家浜解构了一下,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所以戏里面的人物郭建光、阿庆嫂都变成了武林高手。比如郭建光可以脚踩荷叶在湖泊上奔跑,阿庆嫂善使迷药,经常给鬼子他们下毒。大概写了4.5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后来投到广东省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感觉到不合时宜给我退出来了。我正好住在南关的房子里面,冬天需要自家生炉子,每次生炉子需要引,把煤点燃的时候下面要用引火纸,每次烧两张,就把它烧掉了。
       董姝:郑晓龙导演曾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电视剧《红高粱》,是一个奇迹。
       莫言:当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么紧张。他们当时趁着高粱还没有枯黄的时候要开机,我说首先剧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演员。而且像郑晓龙、周迅有名的演员、大导演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档期。怎么样把这帮人粘合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董姝: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董姝: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董姝: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董姝:莫言出名后,曾经和大江健三郎、杨振宁都有过对话。您是更在意圈外人的评价,还是更在意同行的评价呢。
       莫言:我想对圈内、圈外的人评价都很重视,因为圈里面评价,他是内行,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圈外人的评价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可能对人评价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圈里和圈外对我的评价都不太理睬。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已经做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还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按照我自己设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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