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恕：我的父亲梁漱溟

        演讲人：梁培恕（梁漱溟次子）

        主题：我的父亲梁漱溟

        时间：2014年11月1日

        主办：世纪文景、凤凰网读书会

        【编者按】

        11月1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应《梁漱溟日记》出版方世纪文景、凤凰网读书会之邀在北京出席读书沙龙。梁培恕从父亲所经历的“知识分子的春天”讲起，袁世凯去世后，各派系纷争，刚好给了知识分子在思想和学术发声的机会。他讲到梁漱溟先生是“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把梁启超的著作放在床头，甚至直接当作枕头睡。        

        梁漱溟钻研佛教时曾想过出家。当时家里丝毫没有反对，但最终因为对社会问题放心不下，未能遁入空门。当时梁漱溟先生在北大任教，自由开放的风气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从印度哲学，转而设立孔子研究会，又开设佛法课程。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演讲摘录及现场问答：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我想讲一个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这些军阀轮流跑来当政，干几年被推翻了，然后又换上一个人。当时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过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一直到了后来出现了所谓北伐打倒军阀，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机会，发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的声音。 

        我父亲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当枕头入睡。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又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实自己的知识，而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个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看书是用来证实自己想得对不对。        

        他第一阶段，对佛教发生兴趣，其结果就是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阻拦他，是他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放心不下。他说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最后他选择了留在人间，不当和尚。从这个选择上就可以看得出他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为他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他是把这个思想、这种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所以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就是说明按照他的一生的思考，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社会，包括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究元决疑论》，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刊登了，大家看了，说写得很好，大家以为他是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多研究，把他看得比他实际情况要高。所以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他说我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我就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现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就先教你的，一边教你一边自己学。      

        他就觉得蔡先生这个意见是不可推辞的，没有要你现在就讲得怎么样，自己边学边讲，那他就接受了。这个接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他最终选择了不当和尚也有关系。他说他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知识分子之间就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这个知识，都有这个经验。竞争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就产生了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北京大学的这种环境也对他一年多以后决定不出家有关系。        

        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当时北京大学的自由度是如何出人意料。刚才说了，他进去的时候是说讲印度哲学，后来只讲了一年，到1918年他就在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刊登了一个启事，建议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他说外国人要到中国来问孔子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当然是要到北京大学来，我们居然没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不行。这个行动就说明他已经转向。        

        个人转向还不算奇怪，过两天他又在这个日刊上登了一个启事，从哪天起不讲印度哲学了，讲他对孔子的认识。改变讲的课程也不需要通知校方，就登一个启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愿意听的就来。后来他又登一个启事，如果有谁想要问我佛法，也可以，我们另外选一个时间，我在教室里等你们，星期五下午几点到几点，请想问佛法的这个时候来找我，其他上课的时间就讲孔子。        

        你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自由，普遍都是这样，风气和现在极不相同。当时胡适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影响很大，上课的时候，教室里装不下，在礼堂里讲。我父亲和胡适都是在礼堂里讲，不是在教室，据他记忆，胡适每一次讲有三四百人听，他也有二百多人听。听的人不一定是学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包括五十几岁的，你只要有兴趣你就去，门是开着的，随便去。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的教育部长到美国去参观了一次，回来之后跟他说，我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人家的小学生都是采取启发性的教育，不是灌输性的。他听了之后非常振奋，这太好了，他立刻又登一个启事，说我以后绝不妨碍别人思想发展，我现在发誓，这种事以后绝不干了。然后他又提议，哲学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教授在课上授课，哲学这个问题是自己摸索的，以后哲学系的课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和讨论，不讲课了。这个提议可能没有通过，没有下文，大学不讲课了怎么弄，但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自由度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他有一个学生，后来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发了一个启事，他说从现在起我不参加考试了，考试没有意思，教务长就回答了他的这个启事，说，你不参加考试可以，但是毕业文凭不好发了，因为你没有分数。考试没有分数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水平怎么样呢，够不够及格够不够毕业呢，所以你得考虑这个问题，不考试可以。这都说明当时非常自由。        

        北京大学的情况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再说对他的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种人都有，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还有讲外国学问的，给大家很多机会，你自己想讲，有人想听，你就可以，有的人在自己家，有的人是在同乡会，或者找一个方可以容几个人的地，他就可以讲，谁愿意来谁就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比如说李济深，建国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越说越投机，就成了朋友，成了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种讲学没有课程可说，你今天有空你就听，你完全不想再来也可以。

 开启乡村建设运动        

        这样一种环境给他后来的人生很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倡导一种运动叫做乡村建设运动，他把这个运动叫做社会改造，有别于社会革命。这个运动就是从李济深那里开始的，李济深在北京当了几年陆军部的官，他们同时听讲，两个人就认识了，后来李济深回到广东成了军长，慢慢就掌握了广东的政权。我父亲去北伐的前夕，周边的朋友就说，现在广东的气氛好极了，一派新气象，你不要在北京呆着，你应该过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萌生了从乡村开始改造社会的念头，他就说服李济深，说你现在在广东掌权，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机会，让我在你这里开始试着搞我的乡建运动。李济深说行，广州市的文庙房子很多，就给他开了一个训练班，训练他的第一批干部。他讲了一次话，说了说他的大意，然后他就说我去北方参观一下，因为北方有几个地方已经搞了某种程度的乡村工作，我先去看看别人怎么干的，然后他就和几个朋友去了。        

        到了北方参观的结果写了一个《北游纪略》，一共有5个地方，有像阎锡山官办的，也有像晏阳初这样民办的，有外国色彩的，也有比他更土的，一共有5个地方他都看了，得到了一些印象，应该避免什么，应该偏重于什么，他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是有了结论之后又不行了，蒋介石把李济深骗到南京去软禁了，几年都离不开。那就不行了，他回去之后辞掉了当时广东的工作，回到北京来。        

        不久有几批河南人搞了一个防止匪患的民间运动，当时匪患很厉害，这几个人发动群众自卫，越搞越大，就把好几个县的土匪都给挤跑了。这几个县非常感激这几个人，于是乎好像也形成了一种风气，要搞农民自卫，就去找冯玉祥，冯玉祥的队伍驻在河南，冯玉祥一听，说好，你们就办一个村治学院吧。当时韩复榘是冯玉祥的一个军长，冯玉祥让他当河南省主席，所以形式上是河南省主席批准了建村治学院。但是第二年蒋介石要去消灭冯玉祥，冯玉祥又跑了，村治学院停办了。而韩复榘倒戈到蒋介石这一方了，所以他倒升了官，他的队伍从河南开到山东了，于是蒋介石说那你就当山东省主席。大概第二年，村治学院的学生又自发去找韩复榘，说谢谢你当年给我们一个机会办了村治学院，韩复榘一高兴，说那你们到山东来吧，于是乡村建设运动就又到了山东。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包括前面简单叙述的当时的求学、做事，都是因为有一个环境可以做，像是这种军阀割据，你说好不好啊，当然不好，但是正因为是割据的，这儿不行，我就到那儿去试一试。        

        再讲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大家知道民国初期有一个总统曹锟，他给所有国会议员各5000块钱贿赂，投票选他当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靠贿选当的总统。这个人完全是个大老粗，不认字。他当了总统后，他的同乡亲戚也都跟着到了北京，也就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于是有人就去跟他的亲信说，说某人想去瑞典当大使，你看行不行。这个人觉得自己跟曹锟关系不错，就去说了，说谁谁你是不是派他去瑞典。曹锟就说，你们两位什么时候起精通外交了？那两个人就不好意思，说我们对外交非常外行。他说既然你们不懂外交就不要插手，顾维钧懂外交，所以我让他当外交部长，你们两个不要插手，这两个人就回去了。

中西文化根本差异在哪里

        我父亲有一本书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觉悟到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中国自己有一套学问，他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再过了十年以后，他再写了这本书，“最后觉悟”。他对第一个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这个认识看作是更深一步，对于他来说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国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这个根子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大家可能会想，中国也有宗教啊。对，中国当然有，而且不止一种，但这个不止一种和他的影响小是中国的特色。在西方的社会，宗教的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有什么特点？就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他”就是例外，其他的一切东西，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他”，上帝也是“他”，其他的一切东西，我相信金钱，我相信权力，都是“他”。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从性质上，他让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个就是孔子的优点。我们如果去找一找《论语》孔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说你这样做才对，他不做这个论断，他让你自己考虑。        

        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孔子那时候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做一次对神的祈祷纪念，要杀一批羊放在神位前面，他的大弟子子贡跟孔子说，每次初一、十五杀一批羊是不是浪费，是不是可以不杀？孔子就说，你考虑的是省去这个羊，我考虑的是这个礼仪很重要，我们各有所重，各有所见，他并不批评子贡的想法。        

        再一个，他另外一个弟子叫宰我，他说父母死了要守三年丧是不是太长了，孔子说你不守三年丧你心里过得去吗，他说我心里过得去，孔子说你过得去就行。所有这些硬性规定的事，孔子都是让你自己想。他还说过他不讲鬼不讲神。这些合在一起就看出来，孔子是不借外力，孔子让人自己考虑，自己做决定。这个精神没有被充分地标举出来，其实中国人的心里是有的，只有比较起来你才能看得出来，相较于西方的那种决定化，你就看出来不一样。        

【现场问答】

        问：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您在整理梁漱溟先生的文稿的时候，对您的父亲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梁培恕：我曾祖父死得早，是曾祖母当家，当时很少有女性识字，因为家庭的缘故，她读书识字。我曾祖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管得太严，她认为不断念书背书才是小孩应该做的。我的祖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等他成年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他就想，我自己当年太受管制，太压抑，我对自己的孩子要放宽，给他们自己发挥的机会。正是由于祖父的这个觉悟，给了我父亲极大的空间来发展自己。我的伯父，结婚十年，只生女孩不生男孩，这在当时那个社会没有男孩不算，正好是二儿子应该完成传宗接代。但是我的祖父说，你有你自己的志向，不结婚可以允许。        

        后来我的父亲又对他的学生说，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现在我有了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我的父亲那样对我的孩子放得那么宽。后来我在书里就写，他做到了，他对我是放得非常宽的。比如我一会儿想学这个，一会儿想学那个，他都不阻拦。我这个人就是断断续续上学，不想上了，自己自学吧，别人都说不行，但是他说你自学也可以。所以我曾经几度不上学了，就在家里自己看书，就这么胡折腾，所以我这个人的学问也就是东拉西扯，没有什么系统。我要是回顾过去，我觉得我的幸福就是在于我有精神上的自由。

        问：您能说几件您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您和您父亲之间的事吗？

        梁培恕：说一下在我15岁时候的事。那是1944年，我的母亲1935年去世，他再婚，继母不知道我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态度。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之间在讨论事情，我也发表了意见，结果继母就说，小孩不要乱插嘴。这对我来说是以前没有过的，所以我的表情很沮丧，后来走开了。我的父亲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因为小孩不许说话不是他赞成的态度。但是，新夫人不知道我们家风，所以他也不能批评她，他就沉默着。我离开他们，在别处呆了十几分钟。后来我又回去了，回去了我就变得好像刚才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他看到我不在意，觉得很高兴。后来，他就向我背诵了三段《论语》，其中就包括我前面引用的那些，不要限制人的思想行为，我立刻就通了。      

        （本文根据世纪文景提供速记整理）